【导读】在海外，中国的“富二代”人数已超过200万人，这些人的身家一般在千万以上，生于1985年前后，在中国读至高中，然后被父母送出国留学，学成后再归国。这些富二代们在国外常聚在一起，形成了各自小圈子。他们中有江浙地区的家族企业后代，有山西、陕西暴发户的子女，也包括留学在外的高干子弟。

国内某部副部长的女儿晶晶（Crystal）在考上上海交大后，被新加坡教育部选中赴新公费留学，读的是国际排名前120位的南洋理工大学。在得知女儿被选中后，晶晶的父母落泪了，他们根本不希望女儿离开他们。然而，尽管十分不舍，但考虑到机会难得，而且新加坡教育部全额赞助学费和生活费，他们在经过深思熟虑后，还是决定把女儿送出国门。

刚到新加坡的时候，Crystal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吃的海南鸡饭、炒面线都是北京没有的，白色的沙子，酷热的太阳让她觉得自己像在度假，身边有印度人、马来人，大家讲着奇怪的新加坡英文，还夹杂着闽南话。这些都让她雀跃不已。

但是没过几天，问题就来了。她发现一切并不是她想象的那么完美。几个月的英文课程让她头痛不已，而与本地学生的相处也成了很大的困扰。说英文说得不好怕被人笑话，可是说中文又不能锻炼自己。Crystal一开始就面临语言交流上的瓶颈。

等到正式入学之后，自律和自立又成了Crystal最大的问题。国外的大学制度全靠个人自觉，平时老师根本不管学生有没有到校。只是在学期结束的时候，成绩才是老师唯一给出的评价。而Crystal刚进大学的第一年，根本不用功读书。所有课程都是用英文教授，这让她很吃力。而她在离开父母看管后，也根本无心读书，上课逃课，下课吃喝玩乐。礼拜一、三各大夜店的Lady’s Night（女性免费），她是必去不可的。玩了几家Pub后，她发现几家中国富二代常聚集的场所。这些富二代有些还没有读大学，在读私立专科学校，也有一些是毕业了没找工作也没回国的待业青年。他们在一起喝酒聊天，然后相邀去东南亚各国旅游。有时候还到各自家里举办各种Party，认识更多朋友。

对他们来说，交际用的钱，以及打扮用的服饰衣物，根本不必在乎，父母的汇款想用就用。在他们看来，每月买一个Chanel或Prada的包包，买几条Anna Sui或Ferrogamo的围巾，纯属平常事。像SKII这样的高级化妆品更不在话下。Crystal因为抱怨吃不惯国外的食物，父母就从北京给她寄去零食。

Crystal大学4年读书没什么收获，但谈情说爱方面倒是充满波折。刚来的时候，跟国内的初恋每天煲电话粥，然而时间久了，她开始厌倦这种异地恋情甚至觉得One night stand(一夜情)也没什么不对。长时间的泡吧，艳遇自然不少，尤其身边的朋友都是富二代时。任何东西只要Crystal看一眼，她的重庆火锅店富二代男友都会帮她买下来。不过Crystal也说，其实她知道男友不光是帮她买东西，也帮其他几个夜店认识女生买礼物。她跟朋友开玩笑说，“砸钱砸地狠一点，上床上的快一点”。

到了大四的时候，临近毕业了，Crystal倒是和同年级的新加坡男孩有了一段准备结婚的姻缘。

新加坡男孩跟她是同学，家里不是很富裕，但很老实，很努力。Crystal担心以后变成高龄剩女，心想和他结婚后一定可以和和睦睦，过平淡夫妻百日恩的生活。然而，最后毕业的时候，她又回到了单身状态。因为Crystal的父母指望她以后回国，而男朋友又一定要留在新加坡，因此两人还是分道扬镳。

像Crystal这样因志不同道不合分手的例子数不胜数。在海外，感情最后能否最后走进婚姻，很大程度上都被客观因素左右着。

当Crystal向父母报告自己的情感经历时，她妈妈觉得很难过，认为是因为他们不在身边，才让Crystal变得这么依赖爱情，这么浮躁。而Crystal则认为，这只是不同人的生活方式而已。但是，Crystal的爸爸下定决心，不能再让女儿离开自己身边了，要女儿尽快回国。

然而，Crystal的公费留学是必须有6年服务期的，她需要暂时留在新加坡工作几年。由于Crystal无心读书，她的成绩也只刚刚够拿到毕业证书，很难找到好工作。于是她的高官父亲就联系了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帮她找了一份驻新加坡中资银行的会计工作。父母告诉她，这不是长久之计，以后希望她能尽快回北京，并且也要让在新加坡的朋友管住她。

Crystal只是众多公费留学海外名校的富二代之一。还有很多富二代，仅仅选择了海外的二流私校。他们出国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在国内没考上一类本科，父母觉得没面子，因此把他们送出海外拿个洋文凭，同时磨练一下独立自主能力就够了。Allen就是这样的例子。

送Allen出国的是他父母 --- 杭州的房地产开发商。他们的想法是：让孩子学英文，拿个洋文凭回来，帮助企业开发国际市场。而由于他们太过富有，美国领事以移民倾向过重为由，拒签了Allen。他于是选择了加拿大，去温哥华读书。

送儿子出去之前，父母很担心，因为孩子成绩不好，英文很差，怕他到了加拿大很难适应。但Allen到温哥华之后，很快就爱上了那个地方。当步出机场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中文指示牌，坐上出租车时，竟发现司机说着一口台湾普通话。去饭店吃饭，发现：哇，都是台湾人、香港人、温州人和东北人，简直就是“两岸三地大聚合，南北一家亲”。

几年下来，Allen的英文还是很差，但学说了一口标准的广东话。他感慨说：“香港的明星来温哥华开演唱会比在上海北京还多。华人团体特有凝聚力，大家整天聚在一起开Party，听听解（聊天）。”只要是能想出来的，他们都能变成聚会主题：有睡衣派对，红色派对，手机派对，等等。

最让Allen印象深刻的，就是厕所派对了。他们包了一家以厕所为主题的餐厅，每个人只能穿内裤，一起去吃饭聊天；说的每句话必须以Shit开头。

通过一次次聚会，Allen认识了好多朋友，但都是华人，有移民加拿大的香港富商子弟，还有投资移民过去的内地富二代。

Allen终于学成回国了，父母亲满心希望他能和美国人谈谈生意，于是请美国一个建筑公司发了传真过来，Allen看了看，跟父母说有点太难了。于是让父母请了英文系的女秘书帮他翻译。等对方公司真正派人到杭州的时候，他跟对方的代表的第一句话就是“Yo,Man,Check it out.”美国人不知道该说什么，也说了“Yo,what ‘s up”。结果两人一来一往，反而凭这蹩脚的黑人英文，成了好朋友，生意也顺利谈成了。父母亲哭笑不得，说“孩子送出门，英文没学好，倒学会了怎么交际了”。

对一些本来就不爱读书的富二代来说，国外就是自由的天堂。周游欧美，出海钓鱼，逛街泡妹，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的青春才没有枉费，而且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他们开阔了视野，拓展了人脉。

其实绝大多数富二代都不像父母想象中的那么孤独，他们在国外都有自己的小圈子。他们的父母，有些本来就是生意上的伙伴，有些反而是由这些富二代牵线搭桥才认识的。在国外，聚会众多，每天都可以认识新的中国人。而大陆去的富二代也很容易和香港人、台湾人混在一起，华人的凝聚力在海外就格外凸显。

在英国读书的南京人张媛媛就认识霍家三少霍启人。张媛媛说，这些香港的名门子弟平时不怎么和内地人玩，内地人举办的新春晚会、中秋晚会他们也不参加。

台湾人气女星刘品言所在的法国设计学校更是中国人的聚集地。最近，她在台湾综艺节目上刚露面，就有人认出了她，还爆料说她之前和浙江一个房地产小K在一起谈过恋爱。

这些富人圈子的人际交往，真正锻炼了富二代，而且他们也在人际关系的拓展中乐此不疲。如何交往，如何沟通，如何成为好朋友，这些宝贵经验对富二代来说非常受用。而父母们有时也能从中获益，比如拓展新的市场，认识更多合作对象等等。这样的好处是父母辈没有想到的，但无疑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当然，出国留学的富二代也有学到真本领的，比如去澳洲的季成诚。

他原本在杭州外国语学校的成绩就很优异，后来在父母支持下去墨尔本大学读精算。他到了澳大利亚后同样努力读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进了当地一家瑞士银行，而且还拿到了澳洲绿卡，成为永久居民。

与国内教育不同的是，国外大学培养的不只是读书人才，更是锻炼个人的全方位能力，如组织能力、沟通能力、领导能力等。

以在英国剑桥读书的余晓立为例，他是剑桥中国留学生会主席，曾为学校的华人筹办春节晚会、留学生派对、新生夏令营和大型戏剧演出等。余晓立在竞选留学生会主席的时候，为了让全校学生认识自己，他在每个学院都准备了自己打印的海报，旁边附上小袋子，装满免费糖果，然后贴在各大学院的宿舍里。

在用英文演讲时，为了在全院同学面前避免怯场，他还贴心地准备了一些哑剧，让同学们对他印象深刻。像他这样的中国学生其实很多。除他之外，还有一些中国学生报名参选各个社团的主席，有些还因此出名，登上了学校的校刊。

在举办春节晚会或中秋晚会时，余晓立和他的团队想尽办法准备新节目吸引观众。他们会开会讨论，商讨决定节目、演员和流程等等。而在组织活动时，他们还需要不断地沟通场地、人手、赞助机构、资金、学校的批准、海报宣传，甚至是到场支持的观众等等。团队中，有人专门负责拉赞助，比如去找当地的华人餐厅、学生家长、中华商业团体等，向他们提交计划书、准备发言稿等等。有人负责公关交流，四处联络场地、服装、餐饮等等。还有人负责训练排演、舞台设计等等，工作井然有序，非常专业。每当资金不够的时候，他们就义卖自己做的小饼干。余晓立说：“我相信我的队伍，我相信我自己，不到最后的关头都不要放弃。”

让人惊喜的是，海外富二代普遍都看重亲情。这也许是因为他们长年孤身在外、不在父母身边的原因。回国的时候，他们都会格外孝顺懂事。

据无锡某国企的老板说，他的儿子付强每次回家都会为他们做蛋糕筹办生日聚会，这是他们以前从没想过的事。而且，付强每次在国外除打电话回家之外，都会写日记定期寄给父母，里面一些感人、温馨的话语，让父亲很欣慰。

付强为了体验社会，决定出去打工。他做了很多工作：去餐厅做服务生，去酒吧洗杯子，去超市做收银员，担任补习老师等等。尽管他不缺钱，但还是喜欢锻炼自己。他在日记里写道：“当自己赚钱的时候才知道赚钱有多辛苦”，在受别人欺负的时候，他也暗暗发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然而，海外的富二代能否顺利继承家业，才是他们父辈最关心的问题。父母选择把子女送到国外受教育，希望他们可以学习外国的先进知识，了解西方的管理模式，镀金后回来顺利交接。这样的理想状态是富一代们普遍期望的，尽管结局未必美好。

在电视剧《我的青春谁做主》中，在英国买假文凭的霹雳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个案。像霹雳那样有家族企业的富二代，在国外每天high high，准备玩得尽兴再回国，父母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希望孩子不要闹事就好。然而，在一些高风险的国家和地区，群架斗殴、吸毒赌博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在充满诱惑的世界里，孩子可能走上歧途，父母的钱财也像打水漂一样有去无回。有些在国外的富二代还加入了当地的华人帮派，比如英国、加拿大一些黑社会性质的Gangs，父母在国内全然不知。

在英国，据诗婷说，她的富二代男友就曾因打架斗殴上过法庭，并且英文不好还需她来翻译。而父母的钱，也被他用来参与帮派的贩毒和一些洗钱活动。

另外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不少富二代都希望和朋友一起创业，开始自己的生意，而父母一般都表示反对。

拿无锡的沈某为例，他向父母要了一笔钱准备在澳大利亚开酒吧，父母极力反对。后来他又希望回国投资桌球游戏，父母又反对。值得深思的是，当富二代积极要求自己创业的时候，富一代们并不希望孩子重新创业，而是希望把已有的产业交给孩子继承，让孩子走得更稳妥，让家族企业传承下去。

很多富一代家长都认为：如果再有机会送孩子出国，不会选择大学，而是让他们读硕士或博士。把已经懂事的孩子送出国，才能学到真正的才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