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3-24 10:39| 发布者: simon | 评论: 0 |来自: 多维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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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删改后的《一步之遥》已经通过审核，但却失去一些原汁原味。外界有观点认为，这次“影灾”与此前习近平举行的那场文艺座谈会不无关系，但这种处理方式却明显违背习近平倡导的文艺精神。 两个月前，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抨击文艺的铜臭味，要求文艺工作者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这是继中共革命时期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一次非惯例的文艺座谈会，国内外媒体对中共此举的评价皆是出乎意料、规格超高。根据中国政治的一般规律，领导者一旦对某一领域表明了工作方向，与之相关的负责部门就会施之以行动。因此，自以为心领神会的电影审查委员会便对贺岁档电影“大展身手”，却不料制造“影灾”，其结果是非但未能带来好电影问世，相反还在某种程度上缚住了中国电影人的艺术想象力，无形中阻碍着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本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人们思想解放，社会民众对这一现状越来越不满，一些开明的政府官员也就此提出过改革的想法。习近平之所以召开如此高规格的文艺座谈会，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想重新整合改革开放以来散乱、世俗化的文艺资源，提升国家软实力。但遗憾的是，在长期“宁左勿右”的官场文化影响下，一些官僚思维保守的宣传人员未能正确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不懂只有尊重文艺自身规律才能借助艺术达到政治目的，而是仍然续用过去传统的、僵化的、敌对的“审查”角度，将艺术视为政治的恩赐，从而扼杀了艺术的真正价值。 电影审查委员会，熟悉中国电影的人对这个组织并不陌生，在中国每一部电影拍完后，都需经过其审核。这种制度由来已久，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大多数影片都被要求合乎政治主旋律，而不是多元化的艺术探索，导致中国电影的发展举步维艰，鲜有经典作品问世。今天的中国大陆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电影市场，但好作品依然屈指可数，究其原因，不得不归咎于不合理的电影审查制度。诚如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所言，改革开放后的文艺创作还是迎来一个春天，取得许多成就。但是，总体而言，中国的文艺发展与13亿的人口优势、世界第二的经济总量不相符。习近平指出中国文艺有“高原”没“高峰”的现象，可事实上到底有没有“高原”还不好说。长期以来，政治成为文艺的唯一标准，是高悬在广大文艺工作者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导致文艺创作的空间越来越狭窄。而在政治投机盛行的官场氛围下，某些执行文艺方针的官员可能会变本加厉，进一步窒息文艺创作，因此难有无愧于时代的伟大作品出现。 不同于流水线的批量生产，艺术的产生有其自身规律。艺术的产生包含两个关键点：一是作为主体的个人，二是通过创造的方式。虽然有一些复杂的艺术作品是由很多人共同合作产生，但是无不体现了个人的印迹和光彩。而能够称得上伟大作品的如贝多芬的音乐、梵高的油画、王羲之的书法、习近平喜欢的文学作品《战争与和平》等，无不带有鲜明的个人性格，是个人精神情感和意识升华后所创造并展示的产物。这些都不是外界的强求，也不是组织化、任务式、多人合作就能够创作出来的。伟大艺术作品的产生同时意味着艺术巨匠的产生，二者是同脉相联同时出现的。艺术是一种纯粹个人化的事物，是由个人基于个人动机所创造出的。那么也就与政治无关，如果非要说有关系，或许就是一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放眼古今中外历史，但凡文艺繁荣的时期，几乎无一例外是相对自由的时期。中国历史上，文艺最为繁荣的时期，一个是春秋战国，一个是民国，两者都是政治上管控相对较少的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从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孟子、韩非子这样的圣贤人物集中出现，各种不同的观点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中国最初的文艺轴心时代。春秋之后，儒家一统天下，中国古代文艺再难有如此高的成就。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艺一度繁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动乱而割据的政权，间接地为文人提供一个相对自由的创作氛围。唐朝文艺的丰富，在于多元。宋朝文艺的发展，在于宽容。民国时期的中国，在中外相对较为自由的交汇下，文艺的繁荣再次达到顶峰，即使在北洋军阀统治中国期间，同样大师云集。可是，反观过去65年以来，鲜有像民国时期那样的大师涌现，即使有个别堪称大师的人，大多都是在民国接受的教育。 需要强调的是，主张艺术创造需要自由并不是鼓吹艺术可以为所欲为，而是说艺术应该循着自身的规律，有一套符合文艺规律的制度。而就当前中国的文艺环境而言，赋予文艺工作者更多自由是必要的。鉴于此，有意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习近平特别召开文艺座谈会，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然如此，那电影审查委员会为何还要“刁难”姜文的《一步之遥》和徐克的《智取威虎山》呢？更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习近平召开文艺座谈会以来，不单单是电影审查委员会，甚至整个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都变得保守，以低俗、不顺眼作为借口，干预文艺市场。不可否认，文艺市场不仅存在铜臭味、低俗等问题，而且非常有必要提升档次，但问题是文化管理部门不应该矫枉过正，不能因为文艺市场正常发展所存在的不可避免的问题便全面变得保守，否则便是极不自信的体现。 也许在某些管理文宣的官员看来，他们之所以变得保守，是为了避免让群众遭受不良信息的影响。他们的初衷或许是好的，但他们的观点却经不起推敲。不管是《一步之遥》，还是《智取威虎山》，都是今年贺岁档观众非常期待的作品，而电影审查委员会的删改要求无疑是脱离观众，没有看到观众的喜好。管理宣传的官员们不应该自以为知道观众需要什么，更不能认为观众都是纯情的学生理应被关在温室里。自中共革命以来，群众路线便是中共一以贯之的法宝，是确保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的关键，所以中共历来都强调“一切从群众中来，一切到群众中去”、“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现在某些管理宣传官员的做法却把群众当作无知的孩子，需要替他选择，甚至把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删改，这难道不是自掌耳光的行为吗？ 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曾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毋庸赘言，文艺需要与时俱进，管理文艺的方式和制度同样需要与时俱进。如果管理文艺的官员们依然抱着保守的思维不放，事事援引祖宗教条，文艺就很难有创意。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为中国改革确立的总目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多维新闻将其称为“第五个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要求对中国现有的制度体系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不单单包括政治体制，同样也包括管理文艺的制度。“第五个现代化”要求制度应该不断与时俱进，不断适应新情况，做到人与制度的相互适应。根据这个标准，现在的文艺管理方式和制度都存在严重滞后问题，既难以满足中国人民日益扩大的诉求，更难以推动中国文艺迎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春天。 幸运的是，当下的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历史关口，具有创造一个调整过往文艺政策的良机。如果能够及时转变思路，以真正自信的心态给予其足够的宽容和空间，中国文艺的复兴其实也近在眼前。要知道，文艺对政治的价值并不只在弘扬政府功绩，更不是夸大社会进步，而是究其本身所特有的时代反应。它就像政府的镜子，国家兴盛时期它是“李白”，国家兵荒马乱它就是“杜甫”。过去，中国政府一直加强对文艺的管控，正是看不到这个价值。政府人员戴着深厚的“有色眼镜”，将那些批判现实的作品视为不利于国家稳定的元凶，殊不知这其实是让政府错过了检讨自己的机会。 从某种程度上讲，文艺作品通常超越政府公务人员的期望，更真实、明确地反映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而这恰是一个为人民负责的政府应该追求的文艺价值。若执政者总是从敌对视角“审查”艺术而不是欣赏艺术，自然会陷入打压一切低俗趣味的艺术思维里。那些满身铜臭味的低俗文艺的确应该限制，但是绝不可因此矫枉过正，这就要求中国政府甘于面对现实，倾听人民的心声，要相信“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要对人民和文艺工作者要有信心，因为这也是对自己多一些信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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