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4-11 13:00| 发布者: simon | 评论: 0 |来自: 多维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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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项目原本选址厦门，但因为当地民众的强烈抗议而未能落地。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类似项目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PX项目是典型的“毗邻设施”。这类设施还包括垃圾填埋场或焚烧厂、污水处理厂、电视信号基站、化工厂、核电站等。它们的特征是：全社会成员可以从中受益，但当地居民却承受着可能的风险。因此，在不同地理区位的社会成员之间，毗邻设施的风险与收益的分配是不对称的，当地民众的强力抵制也就很容易理解。 除了环境和健康领域的毗邻设施，社会性或宗教性的毗邻设施也会引发争端。比如，不久前新加坡的地产商计划在一处居民区兴建骨灰安置处，附近居民或担心房价下跌，或害怕“有鬼”，纷纷要求退出购房计划，当地政府不得不出面澄清。 对于这些毗邻设施，人们倾向于说“不要放在我家的后院”（NIMBY，not in my backyard）。随着人们教育和收入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参政议政意识的觉醒，民众对于毗邻设施的意见表达越来越强烈。 如果不对民众进行充分的解释、完善的补偿，毗邻设施极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 那么，如何公开信息、推动公众参与，使民众与政府通过协商解决毗邻设施的选址与补偿问题？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出了一些答案。 民众为何抗议？如何抗议？ 当居民对环境污染和健康威胁等的忧虑越来越强时，他们会谋求通过各种方式的抗议，来阻止政府和企业的既定行为。环境抗议政治学就是研究为什么有些地区的民众会选择抗议，民众如何抗议，为什么有些抗议会取得成功，以及政府该如何应对抗议。 并不是所有的环境污染都会导致民众抗议。西南财经大学的邓燕华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杨国斌在2007年对122位人士的访谈发现，中国农民的环境抗争是有条件的，其抗争行为依存于特定的情境。如果环境威胁及其恶果被用形象化的框架表达出来，那么农民就会抗议污染风险。但当污染很严重时，农民则会诉诸“曲线救国”的政治策略，借助其他关联问题（如土地侵占）来绕道解决环境问题。不过，如果污染是其他村民造成的，农民则会因为宗亲关系和经济依赖的掣肘，而选择保持沉默。 至于抗议的方式，香港两位学者（Lang & Xu）对北京六里屯、广州番禺和吴江平望镇三地的比较案例研究显示，当地民众针对政府兴建垃圾焚烧厂的抗议行动，都导致了项目被取消或无限期推迟。但是，三地的抗议成功，却取决于它们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北京和广州的居民依靠科学界、新闻媒体和互联网的联合力量，使抗议大获成功；吴江民众则通过大规模的群体事件，使无力驾驭的当地政府不得不屈服。 同样以北京和广州垃圾焚烧厂的为例，香港城市大学的Thomas Johnson发现，民众的抗争策略在不断调整。他们“自学成才”而成为环境专家，密切联系环境专家和非营利组织，将他们对垃圾焚烧厂的个人恩怨上升到全社会共同关切的高度，并逐渐从狭隘的毗邻主义转向更泛化的公共利益诉求。 香港城市大学的李万新等学者对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厦门PX项目和云南怒江水电站三个案例的研究显示，民众通过联系和动员，逼迫政府放弃原来的规划，取得了抗议的胜利。 但是，由于缺少一个正式而统一的制度框架，政府不得不硬着头皮，一事一议地被动解决群体性事件。如何通过更深层次的制度改革，使政府积极主动地吸纳民意，是政府公共治理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Li， Liu， & Li， 2012）。 互联网构建的公共空间，为民众抗议毗邻设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厦门和广州番禺的环境抗争的研究表明，互联网为群体事件的酝酿和组织提供了信息扩散、议题讨论、资源动员和外援介入等多种功能，使线上热议转为线下行动。但另一方面，政府对互联网的审查和对媒体的控制，很大程度上减弱了网络抗争的作用（R. Huang & Yip， 2012）。 民众接受毗邻设施的可能性 毗邻设施并非不可以兴建，实际上民众在适当条件下也会接受。 对江苏省两个垃圾焚烧项目选址附近的148位居民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七成的受访者支持垃圾焚烧，只是希望项目不要建在其邻近区域，因为民众最担心垃圾焚烧厂的环境污染问题。但公平的安置方案则可以安抚居民，如果政府能够充分披露信息和畅通渠道，严格监测废气排放，并灵活解决纠纷，那么民众的接受度会显著提高（Y. Huang， Ning， Zhang， & Fei， 2015）。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风力发电领域。清华大学的郭跃等人对甘肃省酒泉市的698名居民进行问卷调查，考察民众对风力发电的接受度。他们的研究发现很有趣：当地民众对风力发电的态度是暧昧的，即“不要在我家后院，但也不要太过远离我”。 如果风力发电厂建在自己所在的村庄或社区，那么居民的接受度最低。但如果风力发电厂建在居民所在的县或市，那么他们的接受度最高。但是，居民也不希望风力发电厂建在国内其他省或省内其他市，因为这样一来他们无法从中获益。 他们的调查还发现，经济收益（如就业）和环境成本（如噪音）是民众最关心的两大因素。如果政府通过电视和互联网公开信息，并审慎选址和运营，并让当地民众充分参与并尽可能地获益，那么当地民众就很有可能会接受风力发电厂的建设。 如何破解毗邻设施的问题？ 上述研究表明，毗邻设施不只是在哪里选址落地的问题，也包括以何种方式进行信息公开和协调的问题。 如果一个地方的民众抗议强烈，且有能力动员各种资源而获得抗争成功，却导致毗邻设施在另一个反应不那么强烈的地方落地，那么这种设施转移实际上并未真正解决问题，而只是使其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出现，并为另一场危机埋下了伏笔。 更为重要的是，毗邻设施最终落地的地区的居民往往相对弱势，因为那里民众的知识程度、收入水平、信息渠道和社会关系，都不足以帮助他们抵制政府和企业的强力推进，不得不承受由此产生的环境威胁和健康风险。 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就是通过市场机制，对项目选址地区的居民进行补偿，来解决不同社区之间的冲突。在确定补偿额及分配机制时，可以设计补偿拍卖机制。这既要考虑效率和成本收益，更需要兼顾社会公平（Quah & Yong， 2008）。 在项目选址方面，政府应充分考虑环境、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因素，避免矛盾激化而不可收场。政府不应“先斩后奏”，不经过公开论证和协商就“霸王硬上弓”，贸然选址和上马项目。 更为重要的是，能否建立一个有效的公众参与规则体系，达到信息畅通、专家指导、民众参与、媒体监督、政府响应的合作态势（Johnson， 2010）。 关键的一点是确立法治，将法律作为最终的底线，确保纠纷解决在法律的范围内解决，而不至于引发暴力和社会冲突。一旦进入正式规则拟定下的公众参与机制，就会有利于问题的理性解决。 毗邻设施落地问题的解决，依靠的是政府的公开和民众的有序参与。政府需要做好前期的信息公开和内幕披露，以利于人们知情了解，并铺垫共同话语的基础。只有让公众畅所欲言，才能充分表达意见，并反过来警醒政府，以实现意见的最终统一。 在毗邻设施的选址问题上，科学家所扮演的角色很重要。特别是环境健康类的毗邻设施，人们往往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容易高估风险，甚至“无中生有”地捏造可能造成的危险。但由于目前民众缺乏对外界科学人士的基本信任，使得沟通成本和难度都很大。 政府、企业、居民、媒体、科学界等所有涉事方，都要从教训和经验中学习，不要重蹈覆辙或者犯同样的错误。每个毗邻问题都有其独特性，但实际上都遵循类似的逻辑，要实现毗邻设施的顺利建设，各方都需要做到举一反三，探索出一个让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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