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4-15 11:22| 发布者: simon | 评论: 0 |来自: 多维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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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4年7月12日时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因涉嫌违纪被免职，8月高劲松从曲靖市委书记任上补缺昆明，至此才不过8个月而已。 照理来说，8个月高劲松本来是铁定会“入常”的。当时张田欣被降职后，昆明官场开始盛传新书记会从中央或者其他省份空降，孰料最终等来的却是主政曲靖口碑一般的高劲松。那么既然口碑一般，为何还能入主省会，列名中枢呢？有说源于大人物“力排众议”，但高劲松注定是一次失败的任命，像他的两位前任仇和以及张田欣那样，“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高劲松可能并非个案。在中共反腐风暴席卷之下，而今的中国所面临的人才断档可能是近年少有的，尤其是在陈年弊政亟需魄力性官员大作为的时间节点更显捉襟见肘。从去年地方两会前后到如今，单单各地常委系统便有30名常委履新，除此之外还有近40个空缺名额或者即将空缺的名额亟待填补。对此，习近平又是如何周旋于形格势禁之下，使人尽其才，免于“祇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的呢？ 虚位以待 有时候，修补堤坝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它塌陷的速度。而山西，便是这样一个一再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方。 遭遇去年的塌方式腐败重击，整个山西省委班子所剩无几。今年3月份，北京两会的某一天，临危受命收拾了数月烂摊子的王儒林出现在两会会场。“省委组织部在这个市直接谈的有622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名单。排第二位的，比较靠前了，在半个多月时间内就被牵扯进去了。还有一个自荐者，排位靠前，还打包票没问题，推荐他的人也不算少，结果一个月内也掉进去了。”正当他大谈山西省在一个重灾区的市采取了很多办法发现寻找能够做县委书记的人选时，话音刚落，果然山西省吕梁市、省交通系统等接连有干部履新。 然而即使如此，山西省仍有大同、运城、忻州等3个地级市的市委书记空缺，另有10个县（县级市、区）委书记、10个县（县级市、区）长岗位虚位以待。上述23个岗位中，有15个岗位的出缺系重拳反腐、前任落马所致。另外8个岗位则是由于人事调动而造成空缺，但部分也与反腐间接相关。 未来省级常委仍有近40人的空缺需要弥补 如果说山西仅仅是一个特例，高劲松也仅仅是捡了一个大便宜的话，在江西、海南等更是连省委常委班子都很难保证凑齐标配人数，便足以说明问题了。据多维新闻的统计，至今地方党委常委中，北京、山西、河北、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浙江、广东、广西、青海、陕西等10省市区缺员1人，天津、云南各缺员2人，更有甚者如海南、江西缺员达3人，共计21人。此外，根据副部级官员的退休年龄，那些出生在1954至大约1955年6月份之前的常委纷纷在年初的地方两会上转入人大或者政协担任副职，料目前尚未公布的多达17人也将在近期卸任常委。因此，共计38人的常委缺口，加之各地人大、政协也在进行微调，虽然说不会有太大的动静，但是仍难逃“青黄不接”之虞。 “王岐山一用力，忙坏赵乐际”，此言不虚。近一个月，中组部的人事任免名单不断地刷新着，最新的数据停留在4月11日。这一天，陕西省委常委祝列克兼任政法委书记，年初当选当选为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安东不再兼任；重庆市委常委王显刚接替徐海荣，兼任万州区委书记，而湖北则透露补选梁惠玲、梁伟年“入常”。自2014年12月地方两会前夕至今，地方常委换将已逼近30人履新。 2015年3月底的一纸调令让中纪委高官于春生南下广西，早年他一直在北京纪检系统就职，期间还经办了著名的山西省委原副书记侯伍杰案。而在此之前，另一名监察部副部长姚增科于1月份“空降”天津接替调任天津政协主席的臧献甫就任纪委书记。加之曾与姚增科搭档多年的黄晓薇，十八大后共计3位监察部副部长空降地方。与此同时，1961年出生的中纪委秘书长崔少鹏也在年初接替调任福建人大副主任的陈伦跻身省纪委书记。2013年空降上海的侯凯也同样来自中纪委。纪检系统密集“空降”蔚然成风，可见背后的反腐局势紧张。 被于春生接替的邓卫平已履新公安部，接替了身兼多职的刘金国。他可能是此轮常委调动中唯一与习近平在福建有过多年交集的。广西省委组织部部长周新建在副部级官员行将届满之时被中纪委召唤，担任中纪委驻全国政协机关纪检组组长，而另外一名被公布“另有任用”的陕西省常务副省长江泽林，不排除也有“效仿”的可能。 另外，政协、人大的“政治养老院”职能仍然存在，但已经并非绝对。原河南省人大副主任李文慧调任省委秘书长，而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选举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曾任湖北省委常务副部长，此轮调整中与副省长梁惠玲双双入常，可谓仕途回暖，在年初的两会上，原新疆人大主任雪克来提•扎克尔罕见重回一线，接替入京的努尔•白克力主政一方。 何以“平天下”？ 不经意间，所谓的“苏绰定律”重出江湖。故事讲述南北朝时北周的奠基者宇文泰向谋臣苏绰讨教治国之道。宇文泰问：“国何以立？”苏绰答:“用官。” 宇文泰问:“如何用官？”苏绰答：“用贪官，反贪官。”意即用贪官可以培植死党，除贪官可以消除异己，杀贪官可以稳定人心，没收贪官钱财可以充实国库。如此看来，贪官的用处还真不少，适度腐败对统治者大有益处，反腐败不过是整治不听话的下属的借口与工具。 正当习近平、王岐山掀起的反腐飓风席卷整个官场的时候，民间再度汹涌这番意味深长的“伪托之言”的确刻意，但也费人思量。贪官貌似的确可用，也当真令统治者江山永固，所以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许人高官厚禄、恣意贪财，乾隆帝对和珅也佯作不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人们揣度，所谓反贪腐仅仅是换了一班“盗匪”吗？ “今天你可能忽略的中国用人动向”，4月8日官方背景的微信公号“侠客岛”说。当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以巨大的篇幅刊载一篇题为《三十四年后的追寻——“四有”书记谷文昌》的报道；与此配合，《人民日报》最拿手的评论，则配上了《闻鼙鼓而思良将》；头版的篇幅不够，于是又在四版要闻版刊发了整版报道《人生一粒种漫山木麻黄——谷文昌的生前事身后名》。人民日报社长杨振武亲自操刀，大篇幅，其中透露出的内容不寻常，可以看作是新形势下中共用人思路的一个体现。 干部“要‘干事’，更要‘干净’”，“既要做‘廉吏’，又要当‘勤官’，既要廉政又要勤政”——在公开的讲话中，习近平持守着自己用人原则，简单说德才兼备、不拘一格。八个字知难行易。习近平曾要求“举荐人才不拘一格”，坚决制止简单以票取人的做法，要敢于给年轻干部压担子。在一线实干，耐得住寂寞；干出实绩，受得住检验；清正廉洁，经得起考验。于是，“郡县治而天下安”，2015年初习近平动员2,800多个县、区的“一把手”全部到中央党校轮训。他也曾在出席中央政法会议时痛骂上海高院法官集体嫖娼等丑闻“匪夷所思”，严令整顿改革用人制度…… 当然，诸如此类多为极难量化的“虚词”，人们还是乐意从中八卦出更多“硬货”，诸如军工系崛起、学者型官员受瞩目、少数民族得优待、女性干部异军突起；也有说“之江新军”“习家军”权倾天下，见一新面孔便猜测个中蹊跷，言必称“习近平旧部”。坦白讲，“总结”不可谓错误甚至却有种种所言趋势，但这仅仅是对肤浅表象的简单归纳，须知军工系、学者型官员多矣，偶有出现未必便是趋向，如马兴瑞、陈吉宁者，“商（学）而优则仕”，究竟有多少标本意义恐难以一言以蔽之。而同理，习近平在闽浙沪经营二十多年，旧部也不乏人才，但需要分析的是何以逆势“内举不避亲”，选调其中的一部分，有的人如爱将陈敏尔、老搭档黄坤明等多人或主政一方或入京执掌中枢，但亦有老部下、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斯鑫良，上任刚两年的福建副省长徐钢等被下狱治罪……如何一概而论？ 在反腐大浪淘沙之下，原本政治生态被打乱的同时，是严重的人才匮乏，而“五湖四海”之用人原则既是中共传统，也是历史必然。其规律性在于，统治层生存之活力在于不断吸纳社会精英，吸收新鲜血液，否则统治层便面临内部衰竭。从世袭制到察举制，再到九品中正制、科举制，中国历史之绵绵不绝，多在于用人规则的演进不断打破公室的垄断、士族的垄断、大地主阶级的垄断、地主阶级的垄断，吸纳平民、吸纳庶族、吸纳小地主乃至农民阶级…… 也许正如龚自珍的名句“不拘一格降人才”，在习近平的视野中，资历、专业、民族、性别等方面的限制皆可被淡化、被打破。2014年中组部已然“忙坏”，多个岗位虚位以待的“大字招牌”屡屡见诸于公开报道中，但搞五湖四海、搞不拘一格，习近平已然竖立了一个个坐标，贾大山、焦裕禄等等，“发财莫入此门”，“裸官必受怀疑”。但愿这不是一个遥远的“中国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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