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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美国人写给胡同的情书:《再会,老北京》

2013-6-3 11:00| 发布者: old_acnw | 评论: 0

 【导读】一个美国人,一头扎进了老北京的胡同之中,成为大栅栏杨梅竹斜街方圆一平方公里57000常住民中唯一一个“老外”。迈克尔-麦尔用5年时间完成的《再会,老北京》不仅是他老街生活的点滴记录,对北京城历史的深入探寻,更是一封写给胡同的情书。在这封情书里,麦尔记录下了即将消逝的老北京胡同生活,以及一座城市的生与死

 

 

       “梅老师”的胡同生活

 

         “老寡妇门也没敲,就走进了我的房间,她身上飘着一阵‘飞马’牌香烟的味道……‘小梅,听我说,上课之前你必须吃个饭。’”《再会,老北京》的开头,迈克尔-麦尔写下的是同住一个四合院的老街坊闯入他房间的情景。老寡妇给麦尔递上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多吃点,小梅”,麦尔的胡同生活就在老寡妇的饺子香中开始了。

 

         很显然,孤独的老寡妇把麦尔当成个孩子一样疼爱,当麦尔搬到大栅栏的那天,老寡妇对着这个“老外”一字一句地宣布了四合院的唯一规则:“公是公,私是私,公私分明!”并让麦尔跟着念了好几遍。第二天一大早,麦尔还在睡觉,老寡妇就闯进了他的房间,拍着桌子:“5点啦,懒虫!”麦尔吓了一跳,惊讶地说:“你不是说‘公是公,私是私’吗?”“是啊,这就是公。”老寡妇斩钉截铁。迈克尔-麦尔手舞足蹈地跟大家讲述自己在胡同的第一天。除了在北京的老胡同里,这种经历他在其他地方都没有过。很快,麦尔习惯了老寡妇的不请自来,还有她做的美味饺子、面条。通常,老寡妇只是来为麦尔送上一餐,说两句话就走,而在麦尔眼里,这位老寡妇就是这条胡同的缩影和代表,她和胡同的颜色是“黯淡的灰与白,亮丽的明黄,带有皇城气息的大红。当然还散发着灰烬和岁月的味道”。

 

         她和胡同的颜色是“黯淡的灰与白,亮丽的明黄,带有皇城气息的大红。当然还散发着灰烬和岁月的味道”。

 

         让麦尔走进胡同,还得感谢生活在20世纪初的法国建筑师柯布西耶,在他1929年的著作《都市主义》 中,柯布西耶宣称“城镇就是工具,住家就是机器”。为了研究胡同和老城区的保护,麦尔读起了这本书,面对批评自己会毁掉老建筑的怀旧人士,柯布西耶毫不客气地写道:“如果你问问这些整日忙于写论文和指导公共意见的恋旧人,他们住在哪里,答案肯定是某某小区,电梯公寓什么的,要么就是位于花园深处,舒服豪华的小别墅。”麦尔意识到,“尽管我也为北京历史古迹的消逝而伤神忧心,但我也是个一直住在公寓楼里的‘假把式’。再不去探究一番,就没时间了。”

 

         于是,在阅读了大量北京城市规划的资料后,2005年8月8日,麦尔搬到了大栅栏地区,西城区的杨梅竹斜街,成为四合院的一个普通租户——这个四合院有5个房间,却一共住了7个人,麦尔花600元租了两间房,院里的其他租户都叫他“大财主”。

 

         院里的情况远没有院外人想象的那么好,原本,四合院中间的开阔地能放下一张茶桌,还能种下一棵高大的柿子树,但几十年的光阴过去,水泥石板上的空间越来越小,加盖了一间卧室,一个带煤气罐的厨房,房间与房间的空隙之间,蜘蛛网般交错拉满了晾衣绳。白天,总有人在麦尔屋里来来往往。完全没有什么个人隐私,一切都清清楚楚地让大家看在眼里。
  

         比起狭小的居住空间,更不便的是日常生活,麦尔的两件屋子只有简单的家具和少量电器,四合院里没有卫生间,没有浴室,只有一个水龙头,没有空调,没有暖气,脆弱的保险丝经不住大型电器的考验。有时候麦尔晚上就“方便”在矿泉水瓶中,要想洗个痛快澡,得到几条巷子以外的“大力澡堂”。冬天的时候,邻居以蜂窝煤取暖,而麦尔则在阴冷的屋中冻得要死。从物质上说,居住在这么一所条件简陋的平房里确实不是什么好事。
  

         但麦尔在胡同里,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和孤独地居住在公寓楼的体验完全不同,胡同生活就像是在一个大家庭,一旦麦尔走出自己居住的四合院,就会遇到他各种各样的家庭成员:一群老大娘别着写有“巡逻”二字的红袖章,亲切地向他打着招呼:“小梅,你吃了吗?”街区不远是大伙购物的宝地,瓜果蔬菜、日常用品应有尽有的天桃市场。奶奶们推着丁零咣啷的小推车,里面装满了从天桃市场买来的蔬菜。通体黑色的“飞鸽”自行车不断响起铃声,提醒人们让路。小孩们在胡同里乱跑,小贩们就在路边做着自己的各种生意——只要你在这个地区生活,总会和固定的那几个人打交道,收废品的“废品王”是河南人,开面馆的刘老兵一家是山西人,胡同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平民聚集地,在这里,大家的生活天然地紧密相连——似乎谁也离不开谁。而最令胡同里的老居民骄傲的是,他们时时刻刻踩着脚下坚实的土地,麦尔遇到的每个不愿搬迁的老居民几乎都会说出同一个词:“接地气。”
  

         麦尔真正融入到杨梅竹斜街是在他获得一份教学工作之后的事。他在炭儿胡同小学获得了英语教学的“志愿工作”,这是这所条件简陋、学生大都是外地人子女的小学迎来的第一个“老外”教师。片警李警官起初觉得麦尔是个“包袱”,总想推荐他去别处,然而在奥运学英语的热潮下,李警官请麦尔吃了饭,让麦尔教他那些英语的脏话——“要是有老外骂我,我可不想没事人似的。”很快,麦尔成为大栅栏的一员,他从陌生的老外变成了“梅老师”。
 

         在学校里教那些“数学能力和记忆力能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但对区域和空间的感知却被限制在四四方方的胡同街巷里”的学生们英语,和老师们交流,和老街坊们聊天,探寻胡同老居民的记忆。冬天的时候,他还和朋友们在紫禁城的护城河上打冰球。麦尔发现,只有对那些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胡同才有意义,他的学生们无法分辨出北京的那些地标建筑,却能认出教室窗外四合院中每一棵树,万圣书店的创始人刘苏里赞赏麦尔的两个眼珠像“摄影机”,双手像“录影机”,忠实记录下了一段胡同生活。而在《蛋壳里的北京人》的作者王春元看来,麦尔精准地抓住了胡同生活的核心——“人情味”。
  

         当马可-波罗在13世纪抵达当时的“北京”元大都时,他面对这座城市不禁感叹道:“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宣言。”麦尔来到北京不久,就在一栋老楼的拆迁现场发现了一个极具北京特色的横幅,上写:再现古都。一天晚上,不知道谁悄悄地将第二个字的左半部分去掉,所以口号变成了:再见古都。
  

         无形巨手和拆之简史
  

         “被改掉的横幅在几小时内就被扯了下来,但这无关紧要,因为北京人不需要读它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变化——他们每天都身处其中。”麦尔写道。在《再见,老北京》中麦尔不仅记录下了当下北京剧烈的变化,也回顾了这座古都的千年历史,伴随着战争和王朝更替,从燕京、元大都、北平到北京,麦尔在大量文献中审视着北京和大栅栏的前世今生。清朝时汉人被赶到皇城外,烤鸭、京剧、手工艺这些传统的老北京文化因此聚集大栅栏,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美国军队在鲜鱼口留下了第一次现代化管理的痕迹,民国时期的大栅栏拥有了轨道电车和庞杂的闹市,成片的古玩店、手艺人和妓院混杂在这个地区。解放后,曾经挺立的城门和城墙被拆除。后来,这里又几经改造和拆迁,成为“新北京、新奥运”计划的一部分。
 

         在《再会,老北京》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是“无形巨手”,这是麦尔面对不时在胡同外冒出来的白色“拆”字的想象——到底是谁在半夜刷上这些字?麦尔从未见过刷字的人的真身,而北京的拆迁与改造也总是那么神秘,“上面”的一纸通知,就决定了一个古老社区的生死,这让麦尔觉得不可思议,他说:“他没有一个具体的形象,没有办法站出来,这是北京现在最大的问题。”
  

         在3年的胡同生活中,麦尔发现古旧胡同并非媒体宣称的落后混乱,大栅栏的胡同里治安良好,充满生气,一年之中严重的事件只有一次火灾和一次谋杀。正如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写的:这里让低收入阶层的人们成为中产阶级,让不谙世事的“菜鸟”成为城市的中流砥柱。而无情的拆迁不仅将拥有胡同记忆的老人们赶往疏离的郊区,也让那些刚刚在北京拥有立足之地的外来客瞬间失去容身之所,在麦尔看来,胡同作为蓝领社区为那些外地人提供了一个天然的缓冲区,麦尔认为“这些胡同有一部分价值是让外地人来北京可以说北京话,让小孩上学。有好多人第一次开始交税,可以受益。每个大城市都需要这样一个地方让外地人过渡。而且大城市需要外地人。”而对本地人来说,胡同是他们生活的地方、养孩子的地方,麦尔遇到了众多不愿搬离胡同的北京人,当然多数是老年人,比如老寡妇。有趣的是,虽然他们宣称自己“绝不会离开”,最终还是在获得补偿之后离开了生活几十年的胡同,而这些胡同不是被拆除改建购物中心和写字楼,便是成为高档住宅区和城市旅游景观,就像在前门大街发生的一样。
  

         麦尔觉得,现在的城市规划者应该考虑一下建造新社区的自然感,麦尔说:“比如南锣鼓巷、什刹海变成了酒吧街,我们在那里可以坐三轮车,转一转拍照留念,胡同在这些地方有旅游价值。原来南锣鼓巷很天然,挺好的。但东城区将之打造成休闲区,开始修路。没有人问住在那里的人说你需要什么,我们怎么帮你。”
  

        在采访之余,麦尔经常向北京城市规划者和相关领导呼吁,“你们不应该犯美国所犯的错误,不要学美国拆老城造大马路。”但他们答道:“如果我们想犯美国犯的错误呢?”麦尔承认,“无形巨手”和规划者确实“有这个能力和这个权力”。
  

         记录者,守护者,北京的过客
  

自打1997年来到北京起,迈克尔-麦尔就从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最后老北京生活的记录者,而在探寻北京的过去和现在时,麦尔也和众多北京的记录者、守护者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期而遇。
  

         这里面有以《茶馆》和《骆驼祥子》记录下旧北平的作家老舍,有坚决反对拆毁古城的建筑师梁思成,也有如今在胡同里穿梭的胡同保护人士华新民,建立保护古街道研究所的冯骥才,还有那些外国过客在不同时代留下的观感,他们都深深地爱着这座城市,拥有北京和古都的独特记忆,正如1939年美国驻华武官莱彻尔给母亲的信中所写:“如果我必须住在一座城市,永远无法因为任何原因离开,那么在所有我生活过的城市中,我会选择北京。”
  

         麦尔最初想把书名起为《回音壁》,有种老北京声音在耳边回荡的感觉,“我们其实都生活在历史中,回忆就像一张张老照片。现在回到北京,我特别喜欢去团结湖那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小区,它们有一天也会成为一段历史。” 他说:“我想念北京,不过,‘我的北京’已经被拆了——我跟以前的女友、现在的爱人吃饭的地方、散步的地方,都已经被拆了。以前我喜欢去新街口,常常从积水潭坐公交车到西四,可是现在那里已经完全变样了。”
  

         同样被改变的还有书中那些普通人和麦尔自己的生活——老寡妇最终搬离胡同,和麦尔失去了联系;刘老兵一家在短暂离开北京后又回来重新开了面馆;麦尔学校的同事朱老师生了孩子,她住了20多年的老宅已经完成了拆迁;而麦尔则前往自己下一个感兴趣的地方——东北的农村,他在那里种地,体验农民的生活,试图弄明白中国乡村的变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无论是老舍、梁思成、麦尔还是那些居住在胡同里的居民,都是这座城市生死的见证者、记录者,同时,也都是过客。
  

         《再会,老北京》写作于伦敦,麦尔称自己应该与“老北京”拉开一定的距离,那样才能感受、回想起它的美好。而在给这本书写的推荐语里,彼得-海斯勒写道:“很少有作者能够真正活在一部作品里,融入当地的生活,并让这种探究走向深入。两年来,迈克尔-麦尔在北京的胡同里生活、教书;在当今的英语写作圈,没有人比他更懂这个世界。”
  

         麦尔不愿过多讲述这本书的价值或意义。他对北京这个城市投入了很多情感,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北京是他的第二位妻子,“《再会,老北京》是本写给北京的‘情书’,把我最喜欢北京的地方记下来,让100年以后的读者能看到。”
  

         显然,这位第二位妻子也改变了麦尔,“只要我一离开胡同,我就开始想念北京。”麦尔说:“我不知道我邻居是谁,我在路边不能随便吃饭,真的有空虚寂寞的感觉。”
  

         迈克尔-麦尔:“胡同里,年轻人盼拆,老年人怕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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