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2-23 14:46| 发布者: ronny | 评论: 0 |来自: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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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特殊的年月，国难家仇、民族存亡之际，每一种感受都是真挚的。 在当时，也都是需要的。 20世纪初的中西学堂 1904年，清政府废除了沿袭千年的科举制度，将各地书院改为中西学堂。一时间，全国几十所高等学堂、几百所中等学堂和成千上万所小学堂，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它催生了一代前所未有的读书人，学习着一些前所未闻的学科：算术、地理、体操、音乐……而学堂乐歌也由此迅速地流传开来。 这些紧跟着时代脉膊的音乐，最初从学堂里传出，然后传到社会，音乐成为了新式学堂最明显的标志，学堂的气氛活跃了，人们可以歌声来关心社会，针砭时政,同时也提升了整个国民文化素质。
青年李叔同（第一排右二） 这首《送别》从诞生之日，就广为流传，成为学堂乐歌中的经典名曲。 其作词者是李叔同。1899年，19岁的李叔同从天津搬家到上海，和老家的荒凉老气不同，他喜欢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来到上海两年后，李叔同进入南洋公学学习，老师是开一时风气之先的蔡元培先生，很快，李叔同以“二十文章惊海内”的才华声名远播，上海滩的风流名士又多了这么一位。
李叔同油画作品 李叔同的艺术气息决定了他的作品与众不同，跟沈心工希望改变现状、唤醒民智的愿望相比，李叔同更着迷于自我情趣的表达，在日本期间，他大量地画画，演戏，创作音乐，《送别》的歌词就是完成在这个时期，曲调则是套用了美国流行音乐《梦见家和母亲》。 “没有人感觉得出那个痕迹是外国音乐，是西方奥德威的一首美国的通俗音乐，没有这种感觉。这个当时肯定也就是，只能说明是李叔同他自己的这种智慧，他的这种在词曲结合方面的这样一种，尤其他是歌词的这种秀丽性，能做到这样的一种天衣无缝，那是他的智慧的问题。”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余峰 关于这首《送别》的创作背景，还流传着一个更动情的版本：李叔同还在在上海的某年冬天，大雪纷飞，当时旧上海是一片凄凉，与李叔同并称为“天涯五友”之一的许幻园，因家庭破产，离沪北上而与李叔同告别，许幻园与李叔同在门口雪中挥泪而别。李叔同看着昔日好友远去的背影，在雪里站了整整一个小时，李叔同回到屋内便写了这首传世佳作。 这个版本未必准确，甚到有点野史的意思，不过，歌曲中人生的旷远悲凉，与这个故事的丰沛的情感倒也吻合。
在曾被鲁迅鄙夷地形容为“绞死猫似的”嗓音中，这首《毛毛雨》为我们揭开了近代中国流行音乐的序幕。 这首歌甫一出炉，便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按照当时中国的传统，爱情只能存在于房间里，是闺阁密话，绝不可在公开场合说出口。而在歌曲中唱出爱情，在当时更是不可想象。
《毛毛雨》作者黎锦晖 1927年夏天，上海明月歌舞社的创办人黎锦晖带着他的学生们，在雨中放舟西湖，面对湖光山色细雨霏霏，黎锦晖当场写歌词哼曲调，回到旅店后，一首名为《毛毛雨》的歌曲就诞生了，这首雨中的即兴之作，后来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流行音乐的开山之作。 黎锦晖把写完的《毛毛雨》交给自己18岁的女儿黎明晖演唱，谁也不曾料到，《毛毛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女儿黎明晖因此也成为了中国第一个流行歌星。
《毛毛雨》演唱者黎明晖 “这个声音是过去从未听到过的，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喜欢的人会在他自己所开的店铺门口放上一台留声机，甚至把它当作一个广告音乐来对待，不喜欢的人，因为你太火了，所以他必须站起来表示他的不满。 包括鲁迅先生，鲁迅先生非常严格地说，说这个音乐我很反感，为什么，因为我完全不能理解，这种绞死猫般的声音，大家居然会喜欢。 我想鲁迅先生的这个批评的风格，大家很了解。 他要批评的事，一定是已经在社会上有了很大影响的。有句老话，死狗是没有人踢的。所以由此可见得这种流行音乐文化的产生，已经不仅仅是市民生活当中一种需要，而且上升到了一种美学的论争。” －上海音乐学院讲师 王勇 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中，争议最大、但影响最深入大众的，黎锦晖当属头号人物。《毛毛雨》从诞生之始，就遭到了萧友梅、贺绿汀等音乐同行的猛烈批判，被指责为“黄色歌曲”。理由是歌中弥漫的柔情蜜意，加上“小亲亲”、“奴奴”、“只要你的心”等缠绵露骨的歌词麻痹了大众的思想。
黎锦晖创办的明月歌舞社 1927年对于流行音乐而言，确实是一个转折之年。 这一年的中秋之夜，上海一所小学礼堂里，在小朋友们演唱完黎锦晖创作的童谣《摇啊摇》之后，田汉致词，他说北伐革命即将开始，黎先生为平民而歌的事业大有作为。众人因此建议，应该成立中国第一家现代歌舞剧团。 黎锦晖闻之大为兴奋，他宣布：“我们要高举平民音乐的旗帜，犹如此刻当空皓月，人人得以欣赏。以此为宗旨，“明月歌舞社”即日成立。”中国流行歌曲的摇篮从此就在上海正式诞生了。 在这个团体里，涌现出了中国的第一代电影、音乐巨星：周璇，白虹，黎莉莉，王人美等等，当时上海几家外商经营的大唱片公司，都以能约到黎锦晖的作品为骄傲，每个公司的大堂上，高悬的也是黎锦晖的巨幅画像。
这是《马路天使》的插曲《天涯歌女》，周璇甜美而略带忧郁地，唱着一个乱世女子的哀婉，而周璇自己的身世，本就是一个“不知道诞生之地，不知道父母，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姓氏”的悲剧中人。 “周璇大概是十二、三岁要把她卖到四马路窑子里去当野鸡。住在隔壁的邻居，正好是明月歌舞团的钢琴师叫章锦文。看看小姑娘很可怜，就把小红带到我父亲那去。” －黎锦晖之子 黎泽遂
周璇 就这样，当时12岁还叫周小红的小姑娘加入了明月歌舞剧社，而收留她的人正是当时最有名的音乐家，后来成为共认的“中国流行音乐之父”黎锦晖。这时的歌舞社里，已经有了黎莉莉、严华、白虹等一大批歌星、影星。进入明月歌舞剧社，也成为周璇人生的转折。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似乎是周璇的上海，她的每一部电影，每一首歌都会引起不小的轰动。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在他的《上海童年》中有这样的记录：那时的上海滩到处都在播放周璇的歌，家家“花好月圆”，户户“凤凰于飞”，当时霞飞路上的霓虹灯的确通宵不灭，上海城开不夜。 号称东方巴黎的上海，此时已经迅速地养成了都市的习性，赶时髦成为市民们对待生活的基本态度，在服装、日用品之外，人们对于电影、音乐等新生活内容散发出来的热情，超出了以往任何时候。 “我个人觉得周璇出道那个年代，可以理解为是第一个华语流行音乐的高潮期。” －上海音乐学院讲师 王勇
周璇《马路天使》剧照 从容貌来说，周璇并非国色天香，单眼皮，褐色的皮肤，但她在《马路天使》中的精彩表演，让观众一下子喜欢上了小红这个角色。1937年的《马路天使》的巨大成功连同其插曲《四季歌》和《天涯歌女》一起把周璇推向表演和歌唱的最前沿。 周璇的一生演过40多部电影，演唱过200多首歌曲，电影方面，没有哪一部能达到《马路天使》的成就，至于唱歌，周璇她自己说，“我的一生是为唱歌而活的”、“歌唱是我的灵魂，我把整个生命献给它”。
日军占领下的东北 这首《松花江上》诞生于1936年的西安。 那时，歌中唱到的那个有着森林煤矿、有着大豆高粱的东北，已经沦为日军占领下的伪满洲国。3000万东北同胞背上了刻有亡国奴的镣铐。
张寒晖（穿军装者）在东北军时期 而在西安，却驻扎着一支十多万人之众的东北军。按照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们不能北上抗日，收复家园。而要在统帅张学良的率领下，奔赴西北剿共前线。 空怀抗日热情的东北军在剿共前线连连受挫。成千上万愤怒的东北军官和无家可归的东北难民，拥塞着古城西安的大街小巷。西安城内的抗日活动也因此越加活跃。 其中，一个由西安省立二中学生组成的剧团，深受东北军的欢迎。剧团成员经常在老师张寒晖的带领下走上街头，与难民朝夕相处，张寒晖以此为素材创作了大量抗战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首《松花江上》。
西安街头的东北难民 张寒晖是河北定县人，在写《松花江上》之前他从未去过东北，正是西安街头流落的东北难民给了张寒晖创作的灵感。张寒晖将东北女人在坟前哭丈夫儿子的哭声变成曲调，加上东北难民对故土的无限思念和泣血呼唤，写成了这首悲壮的《松花江上》。 《松花江上》写成之后，张寒晖并没有急着发表，只是在几个好友之间传唱。但是很快，就有一个陌生人敲响了他的家门，找张寒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松花江上》的曲谱。这个人名叫王林，当时是东北军学兵队的队员，正是因为他的到访，才使得《松花江上》如同战火中的蒲公英，一时间，传遍全中国。 1936年12月9号，西安出现了大规模的学生游行。他们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蒋介石强令驻守西安的张学良武力制止。就在张学良极力劝说学生回去，告诫他们此行凶险的时候，游行队伍中有人唱起《松花江上》。集国难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听了之后，沉痛地说:“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三天之后，张学良连同杨虎城发动兵谏，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革命老城延安 延安，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作为一座西北小城，因为共产党的到来，而受人瞩目。因国民党统战区的腐败及不抵抗政策，使得作为新生力量的共产党一度受到国人瞩目，其独特的宣传政策也使得大批统战区的知识分子以前往延安而实现救国抱负。 在去往延安之前，冼星海曾在国民党部队中的歌咏队服务。然而关于国民党当时的内部作风，冼星海感觉苦闷。 “在歌曲方面，审查，改削、限制、禁止等更严格，作曲作词都无法发挥能力。我渐渐感到无事可做。除了晚上教教歌，白天只坐在办公厅里无聊。一种苦闷的感觉越升越高。同事们也和我有同感。他们编了一首打油诗说：“报报到，说说笑，胡闹胡闹，睡睡觉。”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抗战的气味呢？” －冼星海 家书 1938年国共合作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给冼星海寄来了一封信，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聘请冼星海。顾虑重重的冼星海对此询问了两个问题：一、是否能给他安心自由创作的环境？二、进了延安之后可否再出来？延安方面对这两个问题都表示肯定，在陆续又发来两份催促电报后，冼星海在1938年的冬天，去往了延安。
冼星海在延安 抵达延安后，冼星海受到了贵宾般的待遇。与此同时，大批的左派文艺人士也纷纷抵达延安，并以亲身所见所闻，热情的讴歌这座小城，以及这个令他们感受到民族希望的政党。 一时间，延安被冠以“歌咏之城”的名号。 大批的诗人、作家、音乐家在抵达延安后，纷纷著书立文，其中诗人光未然在1938年秋冬，随抗日部队行至大西北的黄河岸边时，祖国雄奇的山川与战士们的英勇身姿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随即写下一篇大型朗诵诗《黄河吟》，并在抵达延安后向其他左翼文人宣读，坐在台下的冼星海听完大为激动，表示要将其谱曲。
《黄河大合唱》延安首演 在延安一座简陋的土窑里，冼星海抱病连续写作六天，完成了这部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型声乐作品《黄河大合唱》。《黄河大合唱》演出后，轰动了整个延安。 不为人知的是：《黄河大合唱》在首演时，乐队只有两三把小提琴，二十来件民族乐器，低音弦乐器是用煤油桶制成，打击乐器有脸盆、大把的勺子放在搪瓷缸子里摇晃以制造效果，可就是这样的一支原始的乐队烘托着40多位热血青年放声高唱，《黄河大合唱》从此传遍了全中国。 1939年5月11号，在庆祝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的晚会上，毛泽东观看了冼星海亲自指挥的演出，连声称赞。同年7月，周恩来也观看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并亲笔给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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