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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经典语录,句句直戳今日现实

2016-3-1 08:33| 发布者: angie | 评论: 0 |来自: 网络

导读: 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


1962年2月24日 (农历正月二十),胡适逝世。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书中说:“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谈国家】


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在中国,做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异常艰难的,但并非全无报酬。历史是一盆黄河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只要人们肯拿出足够的耐心,总归会看到清浊分明的那一天。

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

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

【谈人生态度】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
  
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时要在有疑处不疑。
  
要有话说,方才说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

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反而损害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愿挨骂。

生命本没有意义,你要能给它什么意义,他就有什么意义。与其终日冥想人生有何意义,不如试用此生做点有意义的事。

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现状,敢说老实话。

堕落的方式很多,总结起来,约有这两大类:第一条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第二条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追求。

保险的意义,只是今天作明天的准备;生时作死时的准备;父母作儿女的准备;儿女幼时作儿女长大时的准备;如此而已。今天预备明天,这是真稳健;生时预备死时,这是真旷达;父母预备儿女,这是真慈爱。能做到这三步的人,才能算作是现代人。

【谈个人主义】


真正的个人主义指:一种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

有人告诉你“牺牲你个人的自由去争取国家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为社会争人格。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

【谈中国教育】


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简直可以亡国。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进步,不过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两步,所以到如今还是这个样子。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


人物简介:

胡适,著名学者、诗人,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安徽徽州绩溪人,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著闻于世。

幼年在家乡私塾读书。思想上深受程朱理学影响。曾求学于美国,师从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他陆续发表一些文章,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新旧文学的区别,提倡新文学创作,翻译法国A.都德、G.de莫泊桑、挪威H.J.易卜生的部分作品,又率先从事白话文学的创作。他于1917年发表的白话诗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胡适信奉实用主义哲学。“五四运动”后,同李大钊、陈独秀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分道扬镳,由“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其端,倡导改良,从此改变了他原想20年不谈政治的态度。他于1920年代办《努力周报》,1930年代办《独立评论》,1940年代办“独立时论社”,都属政治性刊物。1938~1942年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1946~194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去美国。1958年返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北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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