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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平民时代的贵族精神

2016-8-17 15:08| 发布者: hubert | 评论: 0 |来自: 爱思想

导读: 中国崛起了,神州富人遍地。富裕起来的暴发户,都想做贵族,甚至自以为就是贵族。开宝马车,喝人头马,都成了贵族的所谓身份标志。

社会总是要有精英阶级。当贵族阶级开始腐败,社会就需要新的精英代替他们。于是知识分子就产生了。法国大革命的观念引导者是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这些启蒙思想家,他们都是新型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贵族不一样,贵族是旧制度的一部分,但知识分子游离于旧制度之外,是精神上的波希米亚人。他们是社会的反叛者,是精神的反抗者,也是新的社会革命的动员者。

从历史上来看,只有三个国家有知识分子,一个是俄国,一个是法国,一个是中国。知识分子(intellectual)这个词源来自于法国,更早一点则来自于俄国,俄文叫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很有趣的是,只有这三个国家发生过大革命,所谓的大革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改天换地的革命,叫社会大革命,一夜之间,不仅政权更替了,连社会结构也发生突变,贵族阶级被消灭,新的阶级产生。大革命的出现,与老的精英阶级贵族的腐败有关,于是便有新的精英阶级知识分子的崛起。
  
自由精神是贵族精神的核心
  
法国贵族为什么会死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自杀———自我谋杀。贵族失去了贵族精神的根本:自由。而英国贵族不一样。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部奥斯卡的最佳影片《勇敢的心》,讲的就是苏格兰贵族反抗英国国王的自由传统,不自由勿宁死,这种自由精神是贵族精神的核心。

现代的自由有两个渊源,第一个渊源来自于基督教,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开创了信仰自由。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们可以不通过教会的中介,阅读圣经获得启示,直接跟上帝沟通,这就是信仰的自由。第二个传统来自贵族的传统。贵族最大的敌人也不是平民,而是国王,国王代表了专制。于是,英国贵族要与英国国王签订权利法案,划清楚贵族有什么权利和义务,贵族的义务是向国王纳税,但是贵族有自己的权利,在法律上保障贵族的自由。所谓自由,一是人身自由,不受强制,不随便被逮捕。其次是财产的自由,国王不能随便剥夺贵族的财产,不能像古代中国的皇帝那样,一道圣旨,满门抄斩,再厉害的贵族也完了。不要说没收财产,连私人领地国王也不能随便闯入。二战的时候有一张流传甚广的照片,爱德华国王到伦敦贫民窟视察,国王站在门口,问屋里一个一贫如洗的老太太:“我能够进来吗?”这一传统也是中世纪贵族奠定的,不经贵族的同意,国王和他的军队不能随意进入贵族的领地和古堡。

贵族的自由还体现在政治自由上,即对公共事务参与的权利,通过国会参与国家的管理,特别是纳税。国王要打仗加税,需取得贵族们的同意,不能随便加收。最后更重要的,乃是内心的自由,具有道德和理性的自主性,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

外在自由和政治自由和内心自由,这些贵族精神的传统,在英国贵族那里通过与国王的抗争,保存了下来。但在法国贵族那里,自由的精神却死了。路易十四之后,贵族们在凡尔赛宫里整天围绕着国王、王后翩翩起舞,差不多就被软禁了。他们虽然身为贵族,但是只剩下贵族的躯壳,魂没有了,贵族最重要的灵魂———自由的精神死亡了。有些人活着,却已经死了。实际上,在大革命推翻法国贵族阶级之前,已经在精神上自杀了。

法国大革命陨落之后,经过拿破仑的军人专制,最后在19世纪上半叶产生了两次王朝的复辟。第一次是波旁王朝,第二次是奥尔良王朝的复辟。王朝复辟之后的法国,贵族阶级被铲除了,人人法律和身份平等,一个平等的社会出现了,一个平民时代到来。

平等时代的到来,是否就意味着一个理想的社会呢?平等,既可以与自由相结合,也可以与专制相结合。平等与自由的结合,发生在美国,而平等与专制结合,发生在大革命后的法国。在一个平等的平民社会里面,专制制度竟然又重新复辟了。为什么平等的社会之上,能够建立政治威权?政治威权的社会基础又是什么呢?王朝复辟之后,法国的大思想家托克维尔出版了两本书:《美国的民主》与《旧制度与大革命》,系统讨论了这个问题。

托克维尔发现,新的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是平等社会之中原子化的个人。过去贵族时代讲荣誉,到了平民时代,人人追求的不再是荣誉,而是自利,每一个人都是利己主义者,追求自己的利益,如何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19世纪上半叶,法国工业高速发展,大量的资产阶级产生,人人都在做发财梦,拼命地追求金钱。奥尔良王朝很聪明,他们积极扶持资产阶级,让大家可以自由地发财,但是在政治上实行控制,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私人领域,国民有充分的发财自由,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王朝鼓励大家追求幸福和享受。但是在公共领域,对不起,你们就把权力交给我吧,我保证给大家稳定的秩序,保证民生和安全。原子化的个人加上政治上的威权时代,这就是大革命之后王朝复辟的法国。

那时大革命过去不久,大家都对革命时期的“参与爆炸”有恐惧,人们一下子回到私人生活,不再对政治感兴趣,拼命追逐自己的利益,享乐主义、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社会上不是杨朱,就是犬儒。杨朱者,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要紧的是自己的私利,拼命赚钱,醉生梦死。另外一些人,不愿同流合污,不满社会又无可奈何,于是奉行犬儒哲学,洁身自好,独善其身。但放弃了公共责任和公民行动。社会普遍弥漫的这种氛围,成为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

在一个平等的平民社会之中,威胁人们自由的,不仅来自政治的威权,也来自于多数人的暴政。托克威尔说,古代民众是追随贵族,以贵族的标准为标准,贵族是公共社会的表率,但是到了平民社会之后,社会没有精英了,于是就由多数人的意见说了算,大多数人的是否为是非,而少数人的意见被压抑。社会被一种匿名的权威所摆布,所谓民意不可违也。那是平民时代出现的另外一种暴政,这种暴政甚至更可怕,因为它是匿名的,不是有形的。不要以为多数人的意见真的是代表了多数,要操控一个人很难,但操控多数人容易多了,只要操控了主流媒体,主导了主流舆论,便能操控多数人。所以,所谓多数人的意见实际上也是被操控的。这是平等社会出现的另外一个对自由的威胁。

那么,如何建立这种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威权主义呢?当时在法国的知识分子当中,有一个方案认为应该回到贵族时代,重新产生一批精英,这就是现代的中产阶级,由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带领社会前进。托克维尔虽然是贵族的后代,但是他知道人性是趋向平等的,贵族一旦消灭、平等出现之后,历史潮流不再可逆。所以托克维尔思考的重心,乃是在一个没有贵族的平民时代,如何重建贵族的精神?所谓的贵族精神,就是我今天讲的教养、责任和自由。教养意味着每一个人不仅要关注自己的物质利益,而且要有精神的追求和品质的追求。责任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追求自己的私利,而且要有担当,承担起公共责任。而自由,不仅要追求不受强制的权利,而且要有政治参与的自由和内心的自由。

在平民时代之中,这一贵族传统不再是对少数精英的要求,而是对所有公民的要求。我们也可以说,在一个没有贵族时代的贵族精神,就是现代的公民精神。

许纪霖,担任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编委。 近年来主要从事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的城市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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