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4-3 16:08| 发布者: hubert | 评论: 0 |来自: 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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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卫报》网站3月25日刊发吕克·范米德拉尔题为《欧盟的三个生存要诀》的文章称，欧洲领导人必须抛开空洞的陈词滥调采取三步行动以保证欧盟的生存：必须采取措施保护自由活动空间带来的开放、交流和机遇；针对灾难、危险和意外事件等问题建立应急决策应对机制；允许反对派存在，引入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新互动方式以保证政治活力。 文章称，早在1957年，罗马市长有个想法：让这座永恒之城的所有大钟在3月25日齐声敲响，以庆祝签署欧洲合作的创始条约。这节庆的钟声表达了对新开端的渴望，如今看来却是以一种极具讽刺意味的方式开启了市场—欧洲以沉默的厌倦态度寻求救赎的时代，是一部使公众丧失话语权的管理机器启动前的音响表演。 这次冒险给饱受两次世界大战蹂躏、随后又因冷战而分裂的欧洲大陆带来了繁荣与稳定，很少有人会质疑其最初的成功。但是，自从1989年以来，世界发生了变化。眼下的关键不再是管理，而是行动。前所未有的反叛使欧盟面临考验：法拉奇、勒庞、维尔德斯、彼得里或者萨尔维尼———他们的目标是摧毁欧盟、其货币、其市场、其反普京的团结阵线，或者所有这一切。 文章称，为了妥善应对此次反叛，今天在罗马出席峰会的27位领导人必须抛开空洞的陈词滥调并采取三步行动。新欧洲必须采取保护措施、应急处理并允许反对派存在。这些都与它所擅长的举动（维护自由、可预测性和达成共识）截然相反。这些新的公理很难接受，但并非不可能接受；欧洲的生死存亡取决于此。 首先，采取保护措施。企业家、学生、游客、通晓多国语言的大学毕业生、年轻人、富人和成功人士都热爱巨大的自由活动空间带来的开放、交流和机遇。对他们来说，欧洲是一座灯塔。在这种活力的鼓舞下，布鲁塞尔忽视了流动性较差的公民，而后者认为这个欧洲不是机遇，而是全球化的特洛伊木马，威胁到了他们的就业机会、安全和日常生活。这不是“精英”与“人民”对立的问题，而是社会的两个不同组成部分的利益存在根本分歧的问题，英国人如今将之理解为48%对52%。为了重新获得绝大多数民意的信任，布鲁塞尔不能再满足于为本集团的利益服务；欧盟必须设法在它所提供的自由与保护之间达到更妥善的平衡。 一个标志性的例子就是边界问题。如果不分担外部边界的责任，就不可能存在消除内部边界的共同自由空间。这是2015—2016年难民危机催生的严酷现实。各成员国从那时开始共同管理外部边界（尽管比较胆怯）。有时候，智慧以约束的形式出现，在社会保护领域就是如此。鉴于布鲁塞尔必须要成为人们厌弃的超级国家才能取代单个福利国家，所以我们能够力争达到的更妥善平衡就是缓和新获得的自由对社会保护和医疗体系的冲击。公投期间令英国选民感到严重不安的正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令其他许多人感到不安。我们必须正视此类切实存在的政治困境。 还有应急处理。如果一个欧元区成员国濒临破产。必须在一个周末筹集5亿欧元，那该如何是好？如果奇怪的绿衣小人入侵东部邻国、需要立即围绕制裁侵略者的措施达成一致，那该如何是好？如果一批难民横渡地中海，开始徒步穿越巴尔干地区，根本不在乎申根协定和都柏林条约，那该如何应对？这是需要欧洲机构出手干预的3个近期事例，而这些欧洲机构在传统上并未准备处理此类问题：决策并行动，没有必要的时间去化解冲突、改进意见、达成一致、拼凑绿皮书和白皮书……这些不同于美好的欧共体时代的山羊奶酪危机或者高昂谷物价格，而是关系到巨额欧元、战争与和平、民族特性与主权。 文章称，在这些现实的压力下，欧盟内部正在缓慢形成“事件政治”。它没有取代欧洲市场的“规则政治”，而是与之共同存在。这是一个尚没有人认真对待的重大变革。市场—欧洲完全没有准备好面对灾难、危险和意外事件。不过，有时候，我们别无选择。无论如何，还有什么比在紧急情况下无所事事更糟糕的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新形式的执行力甚至新机构就会出现。我们知道作为各国领导人峰会的欧洲理事会的核心地位，他们共同面对命运的拨弄。例如，欧元危机期间，布鲁塞尔的机构并不具有渡过难关所需的正当性和金融手段。但是，国家或政府元首绕开了条约的约束，能够开垦新领土并共同迈向未来。欧洲只能与成员国齐心协力行事，而不能与它们作对。 因此，一个新欧洲呼之欲出。采取保护措施：我们如今可以看到这种必要性。应急处理，领导人在事件的压力下将会这样做。 但是，作为变革的最后一部分，允许反对派存在仍然是个比较错综复杂的问题。不过，这与其他变革一样至关重要。只要拒绝承认欧盟内部的反对派，这些反对派就会与欧盟作对。当前形势就是如此。在罗马成立的市场—欧洲充其量只需面对冷漠态度和有关黄瓜形状的冷嘲热讽，新欧洲的货币、边界和外国势力则激发了远为更高的期望和更严重的不信任。事件政治需要的是不会落实为条约文字或专家观点的决策；它们是在应对当前紧急事态，而这些紧急事态产生自不同立场和价值观造成的冲突。正因为如此，它们需要选民们的公开支持，而选民们在选举和全民公投中表达的意见越来越多地得到了重视。这是有充分道理的：传统观点失去垄断地位之日，就是争论出现之时；当执行力终于显现出来的时候，需要仰仗公众的坚决支持。 文章称，目前已经试图在欧盟内部引入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新互动方式，比如通过欧洲议会。但是，联邦主义的高压攻势只不过加剧了各国的反欧民粹主义，难以应对当前挑战。现在不能再威胁要开除所有反对者并把所有批评布鲁塞尔的言论斥为“反欧洲主义”了。布鲁塞尔过分追求共识，从而扼杀了欧洲的政治生活。当前的自吹自擂者（齐普拉斯和瓦鲁法基斯在欧元危机问题上，欧尔班在难民危机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向公众展现了真正的选择与困境。 除了作为决策机制，民主制度还使我们得以组织并掌控社会和政治冲突，甚至将之用作自由之源。“异见”可以给欧洲带来事件政治真正需要的活力。但是，所有这一切需要一个基本的先决条件：坚信把我们欧洲人团结在一起的要素比割裂我们的要素更强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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