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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联盟正在步古罗马之后尘?

2017-8-12 06:50| 发布者: hubert| 评论: 0 |来自: 观察者网

导读: 地质学里有“板块构造论”,海底的扩张和大陆的漂移会导致板块边缘出现地震、火山、造山运动及海沟。历史证明,地缘政治板块的移动同样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阿提拉(右前)率领匈人骑兵入侵意大利

冷战结束后欧盟和北约的东扩、“911”后美国和西方在中东以及北非地区采取的“以暴易暴”军事行动、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叙利亚实施的破局突围动作均对欧洲大陆的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放眼欧洲及周边地区,我们或许会发现欧罗巴这个古老大陆正在发生着某种质的变化:右翼势力在荷法大选后虽受抑制,但远还未在欧洲消亡、英国也已选择脱离欧盟、乌克兰的危机并未得到真正解决、欧盟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依然紧张、欧元区的不稳定因素尚未排除、欧盟各国在难民问题上的分歧依旧存在、欧盟内中、东欧国家的联合趋势以及“旧欧洲”与“新欧洲”的对垒已见端倪、中东伊叙地区以及北非的战乱此起彼伏已经很现实地危及到了欧洲的安全、2015年夏以来,地中海依然还是难民的“死亡海”,欧盟内部对此依然一筹莫展……

这一广角视野展示的画面令人不安,也许正在唤醒欧洲人潜意识中对自己久远历史的敏感回忆。一段时间以来,欧美的一些学者试图把当下欧洲及其周围地区的动荡局面放到历史的框架中去审视,认为今日之欧洲或许正在步当年古罗马覆灭的后尘。

中国汉朝名将窦宪驱逐匈奴引发的“蝴蝶效应”

混沌学中的“蝴蝶效应”告诉我们,某一点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而这个连锁反应可以是横向的也可以是纵向的。

公元前129年,匈奴南犯。汉朝起先采取和亲与避让政策,效果甚微。汉武帝登基后才开始武力征服匈奴。卫青六年内六击匈奴,斩获颇丰。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与单于决战漠北,大获全胜。期间,匈奴内部发生分裂,南匈附汉。公元77年,汉将窦宪联合南匈奴,深入瀚海沙漠1500多公里,北匈大败而循。公元91年,窦宪再次请缨出击,纵跃五千里,在阿尔泰山地区大破北匈单于主力。之后,北匈在中国的史籍中就像断线西飞的风筝,突然就失去了踪迹。直到近代,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开启,中国学者方了解到北匈西迁后不仅没有偃旗息鼓沉沦消失,而且还变得相当强大,深刻影响了欧洲的历史进展。

北匈奴西迁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间曾驻留数地,族群也经过了多次分化。公元290年左右迁移至顿河及里海以北一带。公元四世纪中叶,被西方人称为匈人的部队侵入欧洲东南部,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同时间,欧洲的古罗马已开始步入后帝国时期,勇锐不再,老态渐露,病魔缠身。公元374年,匈人渡过顿河,横扫东哥特人在顿河与德涅斯特河之间的领地。公元376年,他们继续西征,击败居住在罗马尼亚一带的西哥特人,饮马多瑙河。

公元395年,狄奥多西一世死后,统一的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五世纪中叶,当罗马帝国的军队忙于边界战事无暇他顾之时,匈人在首领阿提拉(Attila)的领导下对东罗马帝国多瑙河一线发起了大规模进攻,铁蹄踏平许多重要城市,直指东罗马帝国腹地,继而挥师君士坦丁堡,强迫东罗马签订了城下之盟。公元447 年,阿提拉第二次率兵大举入侵东罗马帝国,南进希腊,一直打到温泉关,在欧洲引起了大规模的恐慌。

综上所述,中国汉朝驱逐北匈奴的军事讨伐行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蝴蝶效应”:匈奴被迫西迁以及后来的壮大和对欧洲的武力征服,直接驱动了落后的日尔曼各部落(如哥特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等)及斯拉夫人涌入发达富裕的罗马帝国去寻求栖身之地,史称“蛮族入侵”(The Barbarian Invasions)或“民族大迁徙”,加速了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的衰弱和西罗马帝国的覆灭。

当年之罗马即是今日之欧盟?

客观地说,将西罗马的覆灭简单地归咎于难民潮的涌入恐怕过于片面。德国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德芒特(Alexander Demandt)曾列出过两百多个罗马没落的理由,但文化渐趋平庸化、文化过度个性化以及多元文化造成的民族心理综合症和国家意志的瘫痪才是让西罗马风雨飘摇的主要原因。

一个共同体如果对自己有别于其他共同体的内质和价值不感兴趣了,那灭亡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譬如,古时的雅典之所以能抵御波斯帝国的冲击,因为它坚守自己的起源、价值以及神祇信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强有力的向心力,凝聚了本民族,最后缔造了一个自己的帝国。而公元五世纪古罗马境内的高卢以及其它地区,人们已不再真正关心自己的文化根基了。大量移民的到来和蚕食随即成为推倒西罗马这个巨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史学界对造成古罗马移民潮的原因众说纷纭,归结起来主要有三:其一为上面所叙述的匈人的西迁以及由此引发的战乱;其二则是北海波罗的海地区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发生的自然灾害;最后还有当时广为流传的一个关于“南有乐土,生活富裕,秩序井然”的传说,使罗马成了周围许多蛮族人眼里梦寐以求的“黄金国”。这三种不同的移民类型(战争难民、自然灾害难民和经济难民)与今日之难民又有什么区别呢?

面对移民潮和受侵略的双重压力,罗马帝国在数世纪中的不同时期交替采取了三种措施:

首先是武力阻挡。可由于帝国晚期军事多有废弛,所以不得不组建日耳曼人(蛮族)辅助部队来为其征战,有些日耳曼部队人数还相当庞大。到后来,军队的大部分实际上已都是日耳曼人。这些“外籍兵团”开始还蛮听话,一直在为保卫帝国而战,直到有一天,当他们发现罗马人已无力维护自己的政权时,便起了异心,为其他日耳曼族打开帝国边界,并最终把皇帝拉下了马。

其次依靠设障隔离来确保边界安全,如,从莱茵河至多瑙河的“北日耳曼-雷蒂恩界墙”(Der Obergermanisch-Rätische Limes)、横断大不列颠岛的“哈德良长城”(Hadrianswall)、位于苏格兰的“安多宁长城” (Antoninuswall)等。在德国旅游,人们时常会遇到古罗马界墙的遗址,它们的作用与中国的长城并无二致。


哈德良长城的一段。多年来,墙体大部分已被拆除,石块被用于邻近的各种建筑工程。

最后就是安置移民,让他们融入罗马文明中。从古罗马的经验来看,当移民人数尚可控的时候,将这些“蛮人”融入文明社会还不算太难。这些新移民自身也愿意努力学习本地语言,学着入乡随俗、正常纳税。等到了第二代时,他们基本也都归化为罗马人了。

但随着移民人数不断增加,罗马原著居民的融合力和支持度则变得越来越有限。久而久之,经济和资源的分配就出现了不平等现象,社会内部的和谐因此面临严峻的考验,冲突的爆发也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移民自然会本能地回归或强化自己的传统和生活方式,随着自己实力的增长,他们在原住民面前会显得越来越自信,对本地文化的认同感就会愈加薄弱。

当下涌向欧洲的难民不是为了逃避战争和自然灾害,就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共同体内出现大小不同的经济危机和不同程度的劳动力不足现象;共同体对自己的外部边界无法有效控制,对难民的登记造册及管理相当混乱;随着难民人数的增加和欧盟内部分配机制始终未能确立,本地居民对移民的接受力和欢迎度正在减弱,排外势力迅速壮大;在这种压力下,移民的融合意愿淡泊,自成一体,逐渐形成并行社会;政治正确与多元文化主义被庸俗化,对它们的滥用现象相当普遍;宗教的固执和不兼容性导致国家对信众的影响力越来越弱……

欧盟这些年来所面临的上述问题与当年古罗马的处境非常相似。因此,人们担心欧盟是否会步古罗马的后尘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假设,而是值得各方深思的现实问题。

普世价值的另一面

其实,欧洲今日所面临之危机并非从天而降,不知时至。早在1931年,德国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rengler)就曾预言:未来的问题不是东西方的冲突,而是南北冲突。他在题为《决定时刻:德国与世界历史的演变》一书中提出了所谓的“颜色世界革命”。他这里所指的“颜色”与二十世纪末期开始的一系列发生在中亚、东欧和独联体国家以颜色命名的社会运动不同,后者通常使用一种特别的颜色或花朵来作为运动标志,而斯宾格勒的“颜色”指人种的肤色。他认为自己所处的欧洲正面临着两大威胁:第一是“白色世界革命”,即白种人的苏联,第二是“有色世界革命”,指来自欧洲以外的对白人构成威胁的有色人种革命。他呼吁欧洲人应该加强自身的决断力。


颜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又称花朵革命,是指20世纪末期开始的一系列发生在中亚、东欧独联体国家的以颜色命名,以和平和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

欧洲民族国家林立,传统习俗迥异,要寻找文化的同一性看上去亦非易事。但是不是说就完全没有可能呢?不是!在过去上千年的历史中,欧洲各国在宗教、语言、艺术、政治理念等领域逐渐形成了共同或相近的根源和价值。

现在的问题是,欧盟的政策并未着眼于挖掘并巩固这些共同的文化价值,而是奉行诸如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这些价值当然也重要,但它们既然普世,就不只适合于某一共同体:你们欧洲人有权要求平等,我们移民也要求得到平等的待遇;你们欧洲人有安居乐业的人权要求,我们移民也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笔者发现,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区域文化同一性正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从而陷入深深的生存危机中。

大同世界和普世价值都是非常美好的理想,但它们的美好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人性所能承受的界限,甚至反而滋生并强化了极端和偏执。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现象也值得人深思:宣扬公平、平均、集体主义、国际主义这些带有一定普世特质的理念均与左派挂钩,可历史上由左派倡导和引领的社会变革却往往充满血腥和暴力。

在观察和分析了古今的许多发展进程之后,笔者认为,许多乍看非常具有诱惑力并吸引万众为之前赴后继奋斗的普世价值,或许正是造成区域和全球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这些美好的理想不是人性所能承载的。如果非要在人间实现这些完美理想,这些理想最终也会在人性的影响下变味变质。这些难以实现的“大同”与“普世”结果只是淡化甚至消灭特性与不同,而人类的和平与和谐只有在承认和保护特性与不同的基础上才是可持续性的。

比利时历史学家戴维·恩格斯(David Engels)曾指出,一个共同体所特有的文化同一性一旦丢失,它就会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欧洲唯有固守和强化自身的传统和价值方能确保自己的未来。从这个角度去看,现在危及欧洲的并非经济危机,而是越来越明显的对其自身文明的认同危机。遗憾的是,在“政治正确”风行的今天,有些话题和观点很容易被人贴上“极端右翼”、“歧视排外”、“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等标签,但我们在比较现实和历史时,的确无法回避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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