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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并非真正的问题真问题：体制性的公正

2017-9-5 06:41| 发布者: hubert | 评论: 0

导读: 效率和公平的问题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始终的一个大问题，甚至一度成为对立的问题，其实如果仔细分析中国当下改革面临的问题，就发现二者在中国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问题。

它们面对的都是“体制性的不公正”问题，解决出路也是从建构“体制性公正”开始，建立保障过程公平的规则秩序。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效率，才可以谈平等的可能。

邓小平理论在中国作为引领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在经济领域主张推行市场经济，在政治上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四十年来，中国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经济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邓小平理论也获得世人认可。

另一方面，又因为邓小平理论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以及现实中出现了贫富分化的问题，因此受到一些指责。

但客观地说，邓小平理论是一种务实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邓小平曾说，贫富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如果发生贫富分化，那改革就是失败了。因此，从理论的本身设计来看，它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实现社会平等、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

对现实中出现的贫富分化等一系列问题，要客观地进行分析出现的原因，不能盲目地扣在邓小平理论身上。

贫富分化的原因几种分析思路，其中一个最有共识的思路就是：贫富分化、社会不公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是，经济、社会体制本身处于转型体制，还未能实现完全向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转轨，不公的根源在于转轨体制中的旧体制因素制造的体制性不公正，造成起点不公平和过程不公平。

其一，经济体制结构未能充分公平平等的市场化，比如国企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都存在着体制性的不公平，成为制造社会贫富分化的最大原因。

其二，社会体制结构未能彻底地贯彻社会公平平等的现代社会理念，比如城乡户籍制度、社会医疗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存在着太多体制性的歧视和不公平，以及历史遗留的缺陷和短板，成为制造社会不平等的制度源头。

由此可见，贫富分化在现阶段并非邓小平理论造成的，而是未能走完邓小平理论、未能完成市场经济转型造成的，是处于改革半路的转轨体制造成的。

因此，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更加彻底地、全面地、历史地贯彻邓小平理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兼顾效率和公平，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

目前中共执政高层提出的坚持“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坚持公平的发展道路正是延续了邓小平理论的道路。

这正是看出了，目前如此不公平的体制，已经成为阻碍国民经济健康、高效、高质发展的障碍，也成为制造社会不公平、不平等的体制性弊端。同时也看出了，在现阶段，要想提高效率，做大蛋糕，必须首先剔除体制性的弊端，解决好体制性的公平问题。

在经济上，改革经济所有制结构，给以各种所有制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完善市场法制，建立更加公平、平等的市场环境。这样做的意义在于：一方面通过公平平等的市场竞争，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实现市场主体在起点上的平等，这正是社会走向公平正义、走向权利平等的一个首要环节。这条思路也是从提高效率的角度出发的，但是公平的基础上，才有真正的效率。

但同时，也坚持并巩固社会公平平等的社会主义方向，这体现在多种形式的国家再分配中。比如所有制改革中，通过改革对国有资本进行保值增值、提高效益，同时，理顺国有资本的所有、经营和分配环节，保证在国有资本增值的前提下，使得全民更好地享有国有资本的收益，比如通过国企利润和税收用于增加国民的社会福利保障、社会公共服务及基础教育建设等，体现社会再分配注重公平的社会平等的社会主义思路。

不管是效率，还是公平，二者都是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也是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二者作为现代社会的必备元素，缺一不可。改革的前半程着重的是解决效率问题，通过效率来解决公平，但要更彻底地贯彻邓小平理论，在改革的后半程就要在更欠缺的公平问题上多做文章，通过解决体制性的不公正，来提高效率问题，并再次基础上实现更高的公平。不过，这并非是摒弃效率，而是通过体制结构上的改革，做到公平之上的效率，以公平促效率。

体制性的公正问题，才是当下中国“效率与公平”之争的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