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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雨夜静寂，日本邻居一如既往的悄然无声。 孩子们都睡了，我在沙发上写邮件。突然，手机长时间地响起了刺耳的警鸣，从高音阶直接切入，持续高亢，屏幕显示“Emergency Alert 避难准备”。来不及细看，怕孩子被吵醒，手忙脚乱地按屏幕，想把警报消除。可是，它既不是短信息，也不是某个App的通知，不知道是从哪冒出来的怪东西。我乱按各种按钮，终于消失了。后来，想再细看，都不知道它消失在哪里。 我赶紧打开手机上的APP“Yahoo Japan 防灾速报”，看到京都市发出了一连串的“避难指示发令”，覆盖的地点暂时没有我所在的区域。我走到窗前，听着雨声，觉得并不像暴雨，哲学之道的小河不至于洪水泛滥。当时，没想到暴雨很可能导致山体滑坡。雨水连绵，溶化了漆黑的夜色，警报反复响起，划破寂静。它让人神经紧张，我就把手机调到静音。 夜里11：55分，警报又来了，屏幕又显示“Emergency Alert ”，余下文字只是日语，混杂着很多繁体中文。我能猜出大意。“避难准备，高龄者等避难开始发令（修正版）”，鸭川.高野川水位升高，23：55分，北区紫竹学区等地方准备避难，水害指定紧急避难场所是紫竹小学校等5所小学。我在上面找不到女儿所在的小学名称，就认为暂时和我没关系。我想继续关注警报，又担心把家人吵醒，就怀着侥幸的念头，把手机关掉了。 次日清晨，醒来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打开手机，Line上面有未读信息。这是日本的社交软件，好友都是我在日本认识的新朋友。一位叫智子的日本妈妈在7点25分给我用英语留言，我们的女儿是同班同学。她很关切地问，是否理解在暴雨天气时的学校规则？日本的自然灾害频发，对于非常时期，学校有一套上学规则。开学第一天，学校就把书面的文件发给每个家长。可是，看上去很复杂，我读了几次，还是记不住。7月5日傍晚，我女儿所在的日本学校找了一位会说中文的老师打电话给我，特意解释，一般的雨天不会停课，如果政府发出警报，就要实施非常时期的规则。如果警报在早晨7点前解除，就要去上学；如果上午7点到11点之间解除，就要等到下午才恢复上课；如果11点之后才解除，就全天停课。我回复智子说，我大概能理解的。她说，“天气预报雨量会增加，估计学校会停课了。希望大文字山不会发生滑坡，几年前曾经掉落了很多土砂。我听说他们采取了一些防止措施，但你应该小心。”读完后，心里陡然一惊。政府的警报全是日语，没有英语，日语的汉字又不能准确地匹配中文。我赶紧问她，警报里的“土砂灾害”是不是指landslide？我应该怎么做？ 她解释说，“是的， 土砂灾害就是landslide。如果有官方的避难指示，就说明非常危险，要尽快离开家去安全的地方。目前，你和我所在的Sakyouku Jyouraku Gallup 还没有指示避难劝告。” 那串日语，以及”避难指示”和“避难劝告”让我很抓狂，就问她，能否用“汉字”给我写出来。她问我，什么叫“汉字”。我只好解释说，“Chinese character. ” 她说，“很抱歉，手机没有中文输入法”。后来，她用日语发来“净楽学区”。那明明就是中文汉字呀。她担心我不能理解警报的内容，又善解人意地发来信息，“避难劝告—evacuation advisroy; 避难指示—official order to ecacuate”. 用汉字、日语和英语很费劲地反复沟通后，我对眼前的灾害终于有了清晰的概念。放下手机，走到门口院子里，我用手机拍下不远处的大文字山，阴云灰濛，雨水仍然一串串地滴在眼前的绿叶上。一辆直升机飞得很低，正在我头顶的上空盘旋，有节奏地发出噪音，让我精神顿时进入“战备状态”。家里只有我和1岁多的儿子和6岁的女儿。周围静悄悄的，巷子里都关门闭户，不知道日本邻居们是已经去了避难所，还是在家里看电视。
7月6日，京都暴雨，北白川小学的大门敞开，接收避难者
7月6日，京都市政府向所有在地的智能手机上频频发出避难指示 2 我开始检查避难物品，并且告诉女儿，我们很可能要去避难所了。6月18日清晨，京都经历了5级地震。当天下午，我骑车去超市购置了两个地震包，里面有饮用水，巧克力棒，手电筒，充电宝，孩子们的衣服，纸尿裤，野外防水垫子，护照以及家里全部的日元也全部放进去。 收拾好后，我抓紧时间洗澡。刚用手捧着水把脸弄湿，正挤着洗面奶，手机警报突然又高分贝地拉响。手机屏幕终于出现了“ 避难指示（紧急）発令 左京区净楽学区”的字眼。我跳跃式地阅读警报，越过不懂的片假名，最后梳理出来的信息是“土砂災害发生危险极高，净楽学区，指定紧急避难场所，最顽强的建筑物内避难。指定紧急避难场所，北白川小学校，修学院小学校”。离家最近的是北白川小学校。 我扔下洗面奶，大声喊女儿“马上出发，去避难所”。她在日本小学接受过地震避难的训练，非常干脆地停止了游戏，穿上平时准备好的便鞋，披上雨衣，第一时间走到院子里。我背着地震包，看到婴儿推车全是积水，就一只手抱着儿子，一只手撑着雨伞，快步前行。 走了十几米，突然发现身上还是裙子，在避难所会不方便。赶紧冲回家换裤子。女儿很严肃地责备我，紧急避难，需要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不能花时间在衣服上。 走出小巷子，就是银阁寺前的商业街，两侧的商铺都开着门。游客仍然在逛街，只是人数比平常少了。迎面而来，一家三口说着中文和我插肩而过。我扭头问他们，是不是从中国来的，是否知道日本政府的紧急警报，这个区域面临着山体滑坡的风险。那位妇女说，“知道，我也收到警报了。”她身边的男人只是问我，“银阁寺还开门吗？”我随便回复了一句，就继续往前走了。女儿问，“妈妈，他们还在这里逛街呢？他们觉得不危险吗？”我说，“每个人对危险的态度不一样。你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坚持自己的决定，就算身边的人和你有不一样的看法。”其实，我也担心自己的行为特别傻。可是，身在外国，对这个国家应对灾害的措施并不了解，选择信任，应该是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 我撑着伞，拖儿带女地走在雨里，把儿子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到左手，都难以缓解手臂的酸痛。沿着哲学之道走到大马路上，临时的交通标志显示，因暴雨洪水，不完全通行。大概11点半，我走进一条巷子，是通往北白川小学的坡道。路边是操场的围栏，大门敞开着。看到敞开的大门，我心里突然一阵感动，是一种被保护、被容纳的喜悦。操场很宽敞，雨水在泥沙地里形成纵横交错的小溪。在操场的最里面有一排平房，是小学的体育馆，那是政府指定的避难所。 日本的避难所，绝大部分都是学校的体育馆。在地震，台风，洪水等灾害时期，被指定为避难所的小学和中学的大门都要向民众敞开。在最危险的时候，学校是最安全的。这是我女儿在日本课堂学到的常识。 我把雨伞放在体育馆门口的架子上，换上避难所提供的室内鞋。馆内非常宽敞，木地板上已经整齐地铺着泡沫绿色垫子，是单人床的尺寸，上面有折叠整齐的咖啡色毯子，每个垫子旁边有一张长木凳。有大约10个家庭已经在垫子上休息了，在看书，看手机或者在凳子上用电脑。穿着橙色制服的工作人员在忙碌，衣服背后统一印着“北白川避难所运营本部”，看上去都是55岁以上的老人。我第一次接触避难所，觉得很新鲜。孩子们迫不及待地要跑进去，我放下儿子，心情也是如释重负。在中国，我没有接受过灾害避难训练，所以，我想要和日本人呆在一起，他们有经验。在门口的桌子上需要签到，在表格上填了一家人的名字、居住地址和电话。桌上摆着瓶装的矿泉水和大麦茶，可以自由领取。 我在第一排的垫子安顿下来，不确定避难的人会增加多少，就不敢占用两张垫子。旁边是一位年轻的日本妈妈，带着一对幼小的女儿。我以前就见过她几次，在社区的儿童活动中。不过，她好像认不出来，或者就算认得出来，语言不通，也不会主动搭讪。她也带了一个背包，是各种孩子的用品。来避难的人，大多数是拖儿带女的家庭，也有一对结伴前来的银发妇女。大孩子们在玩电脑游戏，小孩子们就在不同的床垫之间来回跑。 大概12点钟，避难所还没供应食物。女儿靠在舞台边上，站在一群男孩子身后，看他们玩电脑游戏，被迷住了。我想节省自己的精力，决定抱着儿子去超市买食物，让女儿在避难所等。走之前，我问那位年轻的日本妈妈，是否需要给她们一家带点午餐回来。她谢绝了。 走了十几分钟的路，找到日本最常见的24小时超市FRESCO。在便当区，全是油炸的天妇罗和牛肉土豆饼，都不是我爱吃的。避难的时候，我想让自己和家人的心情都好一点。我继续往前走，找到女儿最爱吃的类似吉野家的牛肉饭，打包了两盒牛肉饭。又买了三个牛肉果，两包零食，想到避难所的两个老人，还多准备了一盒寿司。购置完毕，我花了几百日元打车回去，其实是很短的路程，可是我实在觉得寸步难行了。 回到避难所，女儿已经在吃黑乎乎的甜甜圈了，说是免费领的，是旁边的日本阿姨带她去领的。因我曾主动示好，那位日本妈妈开始和我说话了，用不太流畅的英语和手势，提醒我也去取免费的面包。我铺上带来的防水垫，把牛肉饭打开，两个孩子开始狼吞虎咽了。我把寿司送给那两位老人，她们谢绝了。我不熟悉日本的文化和习惯，不确定这么做是否太唐突。不过出于善意的唐突，应该被原谅，我也就不再细想了。
避难所的工作人员
避难所的下午 3 中午过后，避难的人数增加，孩子和老人也越来越多，30个床垫都坐满了。工作人员开始搬运更多的新的垫子和毯子进来，放在门口备用，把垃圾分类的袋子挂在桌子旁边。一个70多岁的妇女，穿着橙色制服，负责避难所的卫生工作。她个子不高，脸部瘦削，满头银发，站在厕所门口，提示每个从厕所出来的人要用消毒水喷手。 下午两点多，大人和小孩都进入了倦怠和无聊的状态。北白川儿童馆的工作人员搬来两箱漫画书。日本的小学通常都对应着一个儿童馆，孩子放学之后，就去儿童馆写作业或者玩耍，两者距离很近。北白川儿童馆和小学是相邻的，就在操场的边上。 避难所的工作人员也拿来两箱玩具，一箱是乐高，另一箱是折纸和画纸画笔。这些东西都摆在体育馆尽头的舞台上。一位60多岁的工作人员从舞台下面找出日本的木剑，和男孩子们玩。一下子，所有的孩子都被吸引到舞台上了，在上面蹦蹦跳跳的。大人们聚在一起聊天，那是结伴而来的家庭之间，陌生人之间，始终是没有交谈的。一个3岁多的小女生带着她的小伙伴来到我的垫子上，用很可爱的童声对我说日语。我听语气是她在提问，但是不会用日语回答她们。她的妈妈紧张地走过来，低头弯腰地对我道歉，大概是说打扰了，孩子不应该越界。我说无所谓，很欢迎她和我的儿子玩。小女孩抱着一只像鹦鹉学舌一样的毛绒熊猫，告诉我，那叫“PANDA 桑”。 她很友好，开始牵着我儿子的手，在体育馆里面跑来跑去。寂寞无聊的气氛，因为孩子的童真，稍微有了点生气。 到了下午三点多，大人们已经陷入了疲惫，警报一来，大部分人的手机都同时长鸣，大家的精神好像会清醒一点。几个年轻人在打牌，其他的年轻人在读书，看手机，有些戴着眼罩和口罩的中年人准备睡觉。那个管卫生的老奶奶很紧张地跑到舞台边上， 用日语对孩子说了一些话。然后，她又跑到“PANDA桑”的小女孩旁边，对她的妈妈说了一大串的话。我担心会有什么紧急的通知，就走过去用英语问那个妈妈，老奶奶说啥了。她用英语回答说，是要孩子安静，但是剩下的意思她没办法用英语继续表达。我把手机的谷歌翻译打开，请她对着说话，屏幕显示，“They just can not help.” 孩子继续在舞台玩，跑上去，跑下来。每当乐高碎片散乱，总会有日本的妈妈在旁边提醒孩子们收拾整齐。我太累了，很想在坐垫上躺一会，潜意识里想依赖那些在舞台边上的日本父母。1岁多的儿子兴奋过度，一直在舞台上，不肯下来。有几次，他走到舞台边沿，都会有旁边的日本父母护着他。他们虽然不爱主动和陌生人搭讪，但是对于孩子，都体现了保护的道义。 时光继续百无聊赖。旁边来了两个初中的女生，其中一个很高挑，穿着短裤T恤，像篮球运动员，另一个瘦小一点。她们坐在我旁边的垫子上，勉强能说一两句英语。我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她们独自来，没和家人一起。高挑的女生说，班上有中国的孩子，所以她会说”谢谢，很可爱，我爱你”。她的父母在山脚下的家里睡觉，她自己觉得不安，学校停课后就和朋友来了避难所。我和她们坐在一起，聊天打发无聊。她们领了免费的面包吃，我拿出寿司招呼。她们接受了，很客气地道谢。半个小时后，瘦小姑娘的电话响了，父母问她在哪里，让她尽快回家，不要再呆在避难所了。我和她们道别，记忆里有了那两个很青春的轮廓。 她们走了以后，避难所里仍然安静得沉闷，人和人之间都保持着距离，只有孩子们带来的生机。我想把电脑充上电，赶紧工作。整个体院馆，只有一个电源，工作人员准备了一个插板，可以提供几个人同时充电。有个高高瘦瘦的日本男生一直蹲在电源旁边给手机充电。电源旁边，是一个立式风扇，为室内空气流通做一点贡献。我的儿子走过去，太好奇地想把手伸进去。等我跑步冲过去的时候，那个男生已经把他拦住了。我有点感激，用英语问他，是否需要移动WIFI。他很坦诚地说需要，我帮他输入了账号密码。从那以后，我算是在避难所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他说自己是大学生，在一个佛学院学日本佛教，名字叫“莲”。我很无知地问他，是否可以结婚，是否可以吃肉。对我来说，爱和肉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件事。他回答”Yes”，我心里对佛学学生的怜悯才少了些。 傍晚6点钟的时候，一个工作人员跑过来对我狂说了一堆日语。我懵了，赶紧去找莲翻译，后来才弄明白避难所在6点半提供便当晚餐。事实上，晚餐在7点钟才开始。我的位置右侧有一个中年妇女带着四个男孩，她和妹妹两家过来避难。她们的孩子都在10岁左右，戴着耳机在玩游戏。那位妇女在木凳子上用电脑工作，可能发觉我是外国人，她很和善地过来用英语告诉我，一会儿去领免费晚饭，是要先保证对孩子的提供，然后成年人才能领剩下的便当。我排队领了一份鸡排饭，因为午餐还剩下一点牛肉饭。看到我们一家三口在分着一个便当，她走过来，提醒我可以去领更多的便当，如果需要的话。 晚上八点多，吃完晚饭后，部分人离开了。我旁边的那位妇女特意过来说，她要回家洗澡，也会离开一会儿，如果我需要翻译，可以找她妹妹帮忙。女儿也吵着说要回家洗澡，避难所只有厕所，没有浴室。尽管体育馆并不脏，可是在地板上呆了一天，还是很想用流动的水把身上那种停滞的感觉冲走。我不敢在家过夜，怕半夜山体滑坡，8点半回家，9点多又回来了避难所。
避难所里的孩子们 4 9点半，工作人员把体育馆里面的一侧灯都关掉。10点以后，另一侧的灯也关了，大家在黑暗里躺着。不知道为什么日本的孩子都没有哭闹，而我儿子会突然惊醒，然后大哭。担心吵醒其他人，我就抱着他，过了很久才敢放下。 这样，我才终于享受到一天里最放松的时光。我联系了在广东番禺的闺蜜，约了和她通电话。我蹑手蹑脚地走到舞台的背后，才发现布帘背后里藏了好几个人，有少年，有我看不清楚年龄的其他人。在深夜里，我们成了心照不宣的新群体。大家都戴着耳机，没发出一丝的噪音。我坐在舞台背后的木板上，在电话里向朋友倾诉心事。12点左右，突然听到小孩的哭声，马上挂了电话冲出去，果然是我的儿子。我很紧张地安抚他，希望他赶紧停止哭闹。 旁边垫子的男主人正鼾声雷动。他的垫子就在我旁边，相隔40公分，如果我躺上去，感觉有点像和他睡在一起。这种体育馆的避难所，是完全没有隐私的空间。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美国和欧洲的难民，无法想象那种艰难和不堪。他的鼾声很有节奏，每次呼吸都像在拉动手风琴。我一直坐着，抱着儿子，不敢睡。工作人员都没有睡觉，安安静静地面向我们坐着。 过了一会儿，一个工作人员走过来，又用日语对我说了一堆话。我听不懂，只是很客气地用日语反复回应“谢谢”。估计这样的反应让对方也很抓狂，又一个日本工作人员过来，他作出手势，让我跟着他走。我看了手表，已经是凌晨1点多。他和另一人走出体育馆，我抱着儿子跟着他们。他们上楼梯，我也上楼梯。他们打开一个会议室的门，帮我打开室内的窗口和走廊的窗口，让空气流通，然后把睡垫放在会议室的地板上，用手势解释，我可以睡在上面。 我把儿子放在睡垫上，打算下去把女儿接上来，跑步下楼梯，看到一个高大的男人正横抱着我女儿走过来。女儿已经醒了，但是没哭闹。我有点吃惊。随后，工作人员把我的电脑、背包、毯子一口气搬上二楼的会议室。我问女儿，为什么愿意让一个陌生人抱上来。她说，“我是大孩子了，可以理解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终于可以呆在独立的空间里，再也不用为儿子的哭闹而担惊受怕。凌晨两点多，我和两个孩子横躺在一个90厘米宽的垫子上睡着了。早晨七点多，有工作人员跑上来，用他手机的翻译软件问我吃什么早餐，楼下有面包。我也用翻译软件回复他，我一会儿自己下楼，不劳烦他。5分钟之后，他用一个塑料袋装着两瓶果汁和四个面包上来。 7日早晨9点多，我带着孩子下楼，重新回去体育馆，孩子们已经开始玩了。中午，避难所仍然提供面包，人们陆续离开了，只剩下三分之一。我很想弄明白这个避难所是如何运作的，于是列了一个英文的提纲，想采访工作人员。我找到莲，请他帮忙翻译。结果，他的英语不足够应付，我只能了解到那位工作人员是从事少年辅导工作的人员，退休返聘，自称是“Professional volunteer.” 下午2点左右，只剩下我一家和莲，每个人都自觉处理好垃圾，避难所干净整齐得像没人来过似的。我问工作人员，如果此刻回家是否安全，毕竟净楽学区的警报还没有解除。那个人很认真地在纸上用铅笔画地图，让我把地址标注出来，然后用日语对我说“请放心。”这次我听懂了，决定回家。 莲还不想走，他在山脚下租的房子，房东说危险，不让他回去。我把剩下的牛油果送给他，并且互留了电邮地址。我可能以后会写信，有点好奇，以后他学了日本佛教以后，会有什么样的人生。 我走到操场时，一个日本家庭向我打招呼。那是一对父母和一个10岁左右的孩子。他们来看看避难所的生活条件，担心如果大雨不停，也想来避难所。我们寒暄了几句，他们问我在日本生活的体会。我说90%还是不错的，10%的机会曾遇到对中国人不友好的日本人。那个男人说，每个社会都有很疯狂的人，不过，希望我理解，日本人很腼腆拘谨，如果别人主动接近，他们也会表现出欢迎的热情。 我背着东西，怀抱着儿子，牵着女儿，在细雨里离开，结束了一天一夜的避难生活。7月8日，京都市政府逐步解除了警报。7月13日，京都各大报纸的头条写着，“西日本豪雨，一周间，7000人避难，死者200，不明60人超。京都死者5人”。
人群离去后的避难所，十分干净整洁
7月13日的京都当地报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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