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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7年，我国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高达107.2%，已经超过美国当前水平，更是逼近美国金融危机前峰值。 报告表示，如果考虑到隐藏的民间借贷等无法被统计的部分，“实际上中国很多家庭已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家庭流动性已到了命悬一线的地步。”该报告由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晓东等人撰写。 他们指出，即便从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来看，截至2017年中国这一比值为48%，也已经远远超过其他发展中国家。更重要的是，我国GDP与居民收入之间的相关性较弱，且家庭部门加杠杆的主体——城镇居民收入增速远远落后于GDP的增速，而这正是我国和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 家庭债务及其可能引发的风险并非新鲜话题。去年12月，西南财经大学下属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一份调查中指出，中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都属于高负债家庭，即债务收入比大于4，其中工薪家庭占到11.3%，非工薪家庭为20.2%，这都会成为风险源。 福建、广东、浙江家庭杠杆率最高 在报告中，田国强等人还对中国家庭负债状况进行了区域比较。 截至2017年，已有超过10个省市的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超过100%。其中，福建、广东、浙江等三个省份已超过美国金融危机前的峰值，而重庆与北京这两个直辖市也正在逼近这一峰值。
伴随着部分区域房地产市场的升温，许多棚户区改造热点地区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内家庭杠杆率就有很大升高。较之于2017年9月，江苏、河南和山东三个棚改大省家庭杠杆率在2018年一季度末分别上升7.8、6.3和3.3个百分点。 “棚改在改善家庭居住条件的同时，也累积了大量的家庭债务。而如果经济发展不能支撑过高的家庭债务，则可能在局部引起系统性风险，这一点特别值得警惕。”报告表示。 通过对老百姓现金流的侵蚀，家庭债务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已持续多年，消费增速自2011年开始持续下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已经由2011年20%下降至今年6月份的9%，实际增速更是掉到了7%。而在金融危机前，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消费增速持续增加，峰值甚至高达23%。 “消费增速的下降是收入增速下降、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不完善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我们相信，家庭债务快速累积导致的对于家庭流动性的挤出作用同样不可忽视。”报告指出。 家庭债务累积加剧了企业经营不善和银行系统脆弱性 报告进一步指出，家庭债务累积对消费的挤出作用不仅局限于家庭部门内部，还会传导到其他部门，引起其他部门，特别是企业部门的连锁反应。 根据上海财大的研究，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比例升高会首先通过拖累消费及总需求，使得企业的销售额下降，从而迫使企业不得不大量增加短期贷款来维持运转，导致企业被动加杠杆，桎梏了企业部门去杠杆的进程。 并且，如果企业的活力下降直接影响债务能否按时归还，这一影响甚至还会传递到银行系统中，影响银行系统的稳定性。上海财大的研究显示，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比例越高的省份，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比例就越高。也就是说，家庭部门流动性收紧的影响会通过拖累企业经营活力传递到银行系统中，从而危及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 企业经营不善也会影响家庭部门，拖累可支配收入增速，从而进一步收紧家庭流动性，产生负反馈效应。更严重的是，家庭和企业部门间债务的负反馈效应还溢出到银行系统，导致银行的坏账率上升、系统脆弱性加剧。 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恶化会进一步收紧实体经济中的流动性，从而压制企业的生产性投资，拖累企业的研发创新。上海财大的研究显示，平均而言，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导致GDP年增速下降1.5个百分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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