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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盖茨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 造福全球最贫困的人群，一直以来是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最为关注的重要问题。此次比尔·盖茨中国行的重要行程之一便是出席11月6日至8日在北京举办的“新世代厕所博览会”，并呼吁各方探讨新世代厕所技术帮助贫困人口解决基础卫生设施问题的潜力和未来商业推广的前景。 卫生设施的重要性往往极易被忽视，然而它却是衡量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比尔·盖茨认为恶劣的卫生条件正在阻碍某些地区的整个社区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而重新发明这种最基本的便利设施至少可以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节省由于医疗成本增加、收入减少和生产力下降造成的超过2000亿美元经济损失。 此行期间，比尔·盖茨还接受了腾讯新闻·原子智库等多家媒体的采访，就健康事业发展、医疗科技研发、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等问题回答了媒体提问。 未来10年 把死亡人数再减一半 盖茨基金会历来对医疗卫生领域有着深入地关注，包括消除疟疾、减少艾滋病、防控结核病、改善营养等等。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每年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人数从1100万减少到了现在的大约每年500万，减少了一半，是个很大的进步。 “我们希望到2030年，能将全球5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能再降低一半。”而这个数字就意味着需要不断研究治疗不同疾病的新方法以减少死亡率，例如全球因疟疾死亡的人数也要减少一半，中国在这点上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中国现在提供的抗疟药品数量已经超过了印度，甚至超过了美国。 此次行程中，比尔·盖茨也参加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的入驻仪式。这是由盖茨基金会、清华大学和北京市政府三方联合成立的公共卫生与药物创新机构，旨在发展杰出的生物医药研究与开发能力，建设新药研发和转化的创新平台，为解决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突出疾病挑战做出贡献。 盖茨在参加GHDDI入驻仪式时表达了他对中心的信心与期望，认为“创新是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因素，中国已成为全球进步和创新过程中的关键一环。GHDDI代表了一种全新的药物研发模式，也是一个机制创新的典范。我们同样也希望探索新的机会来深化各方之间的合作，更好地促进全球健康研发和创新事业。” 科技推动公益慈善生产力 盖茨曾在采访中透露，近期最有可能通过努力实现根除的疾病是骨髓灰质炎，也就是小儿麻痹症。在谈到科技创新在推动慈善公益事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时，盖茨称，由于医疗技术的创新，我们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步，比如中国生物的二价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boPV)在几个月前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WHO）预认证，现在已经大量出口，在结核病领域，也正在通过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研发新药。 盖茨表示，未来的结核病药物有望将肺结核的治疗从9个月缩短到4个月。结核病患者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他们用药几个月后就认为自己已经康复了，但一旦停止服用药物，结核菌就会卷土重来。如果能够缩短服药周期，副作用就会降低，成本也会降低，更重要的是患者坚持服药的几率会提高，这样一来耐药性也会随着下降。 针对国外一些对中国的新兴科技力量感到焦虑的声音，盖茨坦言：“在很多领域，竞争都是件好事。当人们比较中国和美国的AI实力到底谁更强时，我不确定他们是如何定义的。比如微软亚洲研究院应该算哪边呢？算中国还是美国？很难区分。在科研领域，大家读同样的论文。很多大学的研究项目也是非常公开的，像微软和谷歌等企业的很多工作也都是开源的。这好比说北京和上海比，谁在AI上更有实力，你当然可以就此写篇文章，但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技术的发展前沿是一样的，没有秘密可言。” 盖茨认为，科技很难像评判足球比赛一样，必须分出胜负。如果可以用人工智能设计药品，来治愈癌症和老年痴呆症，无论在中国或是美国都将会是非常好的，非要比较孰强孰弱，其实并没有意义。 从企业家到慈善家 谈及从全世界最为广受尊重的商业偶像，转身成为为公益慈善事业身体力行的乐天行动派，盖茨表示，自己喜欢用创新的眼光看世界。“我20多到40多岁的时候，视线比较窄，但是非常深入，主要关注于软件领域。即使在微软的时候，我也将很多其他的事情交由团队处理，以保证我能专注于创新项目，比如windows，Office和早期AI工作。到2008年的时候我的全职工作重心转向了基金会。” “人们开始做慈善的年龄常常因人而异。” 他发起了一个叫做“捐赠誓言”的倡议，加入其中的世界级富豪们均承诺捐出绝大部分的财产，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人可以加入。 盖茨强调，在一些贫困国家，即使1美元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慈善项目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多样性。他表示，“我从40多岁开始涉足慈善，但是全情投入慈善是在我50多岁的时候。现在我已经60多了，刚刚过了63岁生日。像马克·扎克伯格等人从30多岁就开始从事慈善事业，虽然不是全职，比我开始的年纪早了很多。我觉得这很好。当他到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会积累很多经验。” 盖茨解释道，当人们五六十岁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不再想担任高科技公司的CEO，他们希望拥有更多自己的时间，享其人生的乐趣，去决定到底什么是值得做的，去做他们觉得好玩的事，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比尔·盖茨问答实录摘编： 媒体：您此行见到了王外长，第一次被叫做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您对此有何感受？ 比尔·盖茨：我觉得这对我是个很大的褒奖，我不知道我算不算“老”啊。但就如我刚才说的，微软亚洲研究院即将庆祝成立20周年，北京市市长一直都在强调创新的重要性，北京也成为了创新典范，他还谈到GHDDI将带动一大批初创企业——说到中国的初创企业数量，微软亚洲研究院带动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因为生物科技在中国的发展非常快，而且这里人才的质量，无论是本土人才、外来访问人才和归国人才都很出色。我相信中美之间应该保持积极的关系，我也会为推动双方的对话做出贡献，希望在气候变化、传染病研究、流行病控制这些风险较大的问题上，两大经济体都能站出来，努力将风险降到最低。 所以我认为这是个很大的褒奖。我也听说卡特总统和基辛格总统之前也被这样叫过。他们都是我非常尊敬的人。像很多美国人一样，我很希望看到良好的中美关系，我和外长先生还就一些未来趋势交换了意见。 媒体：您此行也参加了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贸易与创新论坛，您如何看待关于中国打算每年固定举行进博会的计划？中国打算将它办成每年一次的博览会，这与您对中国市场改革开放的预期是否一致？ 比尔·盖茨：我并非改革开放问题的专家，但我认为中国很清晰地说出了什么是对中国和世界最有利的做法，中国为改善市场服务做出了很多努力，比如鼓励竞争，吸引外资，让他们更直接、或者更容易地参与到一些领域中来。我认为这个活动是很好的信号，会议中心也非常棒。 稍后，我也会与刚成立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沟通，和他们签署谅解备忘录。这个独立的发展合作机构的成立在我看来也是积极的改变之一，还有一带一路、中非合作论坛，以及与非洲国家的双边合作等，都表示出中国的坚定信心。 媒体：盖茨基金会对医疗卫生领域有深入地关注，在您看来这其中最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最有可能在未来5到20年有重大突破的问题是什么？ 比尔·盖茨：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每年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人数从1100万减少到了现在的大约每年500万，减少了一半，是个很大的进步。这一进步的取得与各个方面的进展都有关系，例如我们有了新型的肺炎疫苗、新型腹泻疫苗等，并通过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的协调，把这些价格低廉的疫苗送达广大的贫困国家——虽然还没有完全覆盖，但Gavi已经通过超级价格的谈判，显著扩大了覆盖范围。 我们希望到2030年，能将全球5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能再降低一半。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将疟疾致死人数减少一半，也需要新一代的抗疟药物，中国在这点上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复星医药是最大的抗疟药物提供商之一，中国现在提供的抗疟药品数量已经超过了印度，甚至超过了美国。 无论如何，我们还需要新一代的药浸蚊帐，因为现在这一代的蚊帐已经有了耐药性，所以要提供新一代的蚊帐，同时还要避免成本和价格大幅度上升。我相信我们会取得这些进展，其中一点就是要保证最贫困国家的基本卫生保健到位。非洲有些国家，例如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都取得了惊人的进步。 但是像非洲人口最大的尼日利亚，北部地区的基本医生保健体系还非常薄弱，当地的疫苗覆盖率还只有30%。而做的比较好的国家比如卢旺达和越南，疫苗覆盖率达到了98%，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能打上疫苗。通过借助这些应对各种疾病的新工具以及搭建起有效的医疗系统，我们希望能在2030年达成每年5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再减一半的目标。 媒体：为什么基金会选择与中国进行研发合作？是因为中国制造的疫苗价格较低么？ 比尔·盖茨：我们和中国疫苗厂商开展了很长时间的合作，最初是与中国生物旗下成都生物所开展乙脑疫苗方面的合作。我今天下午还会再和中国生物会面，探讨未来合作。不论由哪个国家生产，我们一直希望获得低成本的疫苗，然后把这些疫苗提供给最贫困的那些国家。我们为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争取到很多捐赠资金，Gavi再通过谈判降低价格。 最终，幸运的是富裕国家的疫苗制造商同意阶梯定价，对富裕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贫困国家的疫苗采用相当不同的售价。对于贫困国家，他们同意价格在成本基础上只抬高一点点，同时从中高收入国家的疫苗销售中收回研发成本，降低风险。我们的疫苗工作就是要保证给贫困国家的疫苗价格非常低廉。 最近中国生物旗下企业的二价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bOPV）通过世界卫生组织(WHO)预认证，这非常及时。盖茨基金会大约从4年前就开始与他们开展这方面的工作，现在它能帮助我们保证足够的疫苗供应。我们希望在全球范围消除脊髓灰质炎，但是现在比我们预期的时间要长。所以说我们希望送到贫困地区的疫苗都是低价格的，无论它们产自哪里。 媒体：与全球其他地区的基金会办公室相比，盖茨基金会的中国办公室有哪些特点？ 比尔·盖茨：首先，我们有很多针对中国需求而开展的项目，比如艾滋病、烟草控制和结核病控制。我们的合作伙伴可以深入那些最需要的地区，我们在协助他们开展工作这一点上扮演了很独特的角色。我们对这些项目积极倡导，保证这个势头持续下去。 中国的结核病患者数量在减少，全球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做到了这一点。但是联合国提出的到2030年完全消除结核病的宏伟目标在全球是很难实现的，但是中国这里有很多最佳实践，比如怎样督促患者持续治疗，还有对整个项目质量影响巨大的每个病例从疾病控制中心转到医院之后保证用药依从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也在支持中国制造固定剂量的复合药剂，这对保证用药依从性十分重要。如果这些药剂在中国能够普遍使用，则可以让价格继续降低，从而让这些药物也能被其他结核病高发国家用上。中国的研发规模仅次于美国。这是很独特的。没有一个城市能像北京一样，从政府到学术机构，对药物研究创新做出这么大的投入。这也让中国成为我们在美国以外唯一的办公室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还有一间办公室负责整个欧洲的事务，主要关注欧洲国家的对外援助预算。我们在印度也有个办公室。印度办公室的工作在这里很不同。我们深度参与到印度北部的基本卫生保健系统的改善中。而在中国，虽然我们也关注基本卫生保健，但这些地区不到整个国家的5%，但对印度来说却是一个大多数人的问题，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同的国家问题不同，我们要仔细聆听每个国家的重点需求。 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都用不同的方式在卫生设施方面投入很大，印度的卫生设施更加落后。但是两个国家都希望有所进步。大约4年以前，我们在印度举行了上一届厕所博览会。昨天我们在北京举办了新世代厕所博览会，实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第一次展出了一些具体的产品，虽然还比较贵，但第一代的产品现在已经让我们迈出了一大步。 媒体：您认为科技创新在推动慈善公益事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盖茨基金会有哪些最新进展是您很想分享给大家的？ 比尔·盖茨：进步最大的领域是健康和农业，有很多里程碑式的进展，例如中国生物的二价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boPV)在几个月前通过WHO预认证，现在已经大量出口。还有在结核病领域，我们正在通过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研发新药，让患者不再需要服用9个月的药物，只需要服用4个月就能治愈。 结核病患者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他们用药几个月后就认为自己已经康复了，但一旦停止服用药物，结核菌就会卷土重来。如果能够缩短服药周期，副作用就会降低，成本也会降低，更重要的是患者坚持服药的几率会提高，这样一来耐药性也会随着下降。对于四个月疗程的药物，我们目前已有几个备选，有望在未来一两年内开展临床试验。今天早上，在GHDDI的入驻仪式上，讨论的一项内容就是临床试验有多少应在中国、印度或者其他地方进行，从而尽快地完成临床验证。 我们在全球健康领域看到了大量的创新。我们需要在农业领域有更多的创新出现。非洲目前的农业生产力非常低，只有美国或中国四分之一的水平。同时非洲人口数量增长最快，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又最弱。如果想要养活非洲大陆的人口，唯一的方式是大幅改善种子质量和其他方面。 我们在中国积极地寻找优良水稻种子，这是优先级比较高的，并引入到非洲，帮助提高农业生产，然后还有高粱、木薯，等等。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很多好的案例。我们和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中国的科学家们以及农业部等进行合作和沟通，愿意对有潜力提高非洲生产力的种子改良研发提供资助。 媒体：有些观点认为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的迅速崛起的科技力量非常警惕，您对此如何看待？ 比尔·盖茨：在很多领域竞争都是件好事，当人们比较中国和美国的AI实力到底谁更强时，我不确定他们是如何定义的。比如微软亚洲研究院应该算哪边呢？算中国还是美国？很难区分。在科研领域，大家读同样的论文。很多大学的研究项目也是非常公开的，像微软和谷歌等企业的很多工作也都是开源的。 这好比说北京和上海比，谁在AI上更有实力，你当然可以就此写篇文章，但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技术的发展前沿是一样的，没有秘密可言。如果我们能用AI来研发药物，治疗癌症和阿兹海默症，这不是“零和博弈”，或是像足球比赛总会有赢的一方和输的一方。 在创新领域，当然武器不算，因为它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内。武器是“负和博弈”，因为武器的研发要用资源，而研发出来之后又会摧毁资源，所以战争实际上是负和的。但是研发新型药品，或是开发教育软件让贫困家庭的学生也能学习，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只要能做出这样的创新就是好事。 媒体：谈到具体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式，我们注意到您最近和欧盟方面成立了一个基金来推进清洁能源来应对气候变化，这种合作模式未来是否有计划在中国复制？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发展和治理中的角色？ 比尔·盖茨：在签署巴黎气候协定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除了制定温室气体排放目标以外，还提出了另外一个叫做“创新使命”的倡议。共有30多个国家承诺要提高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其中包括了中国、印度、美国、日本等所有研究投入大国，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需要大量创新。要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仅通过发电行业减排是不够的，而是要涉及交通、工业经济、钢铁、水泥、农业、土地使用、畜牧业等等方面。要将温室气体排放降为零是非常困难的。 中国对基础能源研究的投入不断增加，也是创新使命倡议的积极参与者。但在基础研究之后，下一步要推动风险投资——针对那些推出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产品的公司——欧盟已经宣布这样做。如果中国政府也希望成立针对这一领域的风险投资基金，我们也可以尝试建立一个与欧盟相似的合作伙伴关系。 在突破能源投资基金（Breakthrough Energy Ventures, BEV）的20位投资人中，有两位是中国投资人。重点在于要提高基础研究的预算，然后才会有欧洲突破性能源这样的机构来考察这些科研成果，提出有哪些新的水泥和钢铁制造技术可以应用，或者哪些成果可以从实验室进入到下一步测试。 媒体：联合国将在下月召开气候大会，但从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到现在，各国政府很难就气候问题达成一致。非政府组织（NGO）能在这方面发挥哪些作用么？ 比尔·盖茨：目前有很多NGO，至少是在美国，有很多环保NGO就这类问题大声呼吁。比如在我居住的华盛顿州就有关于收取碳税的提议，12个小时后决议结果就会出来，虽然通过的几率并不大，但是值得一试。对于气候问题方面的很多投资都多亏了来自民间社会强烈的呼吁和参与。我相信未来美国会重新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议题上来。 从实际来看，如果我们希望将全球变暖控制在两摄氏度以内，必须要求在短时间内作出并落实大量的创新。现在更有可能的是把全球温度上升控制在三摄氏度，如果我们不够小心谨慎，上升幅度可能更高。 当然你很难提出要求，比如让印度不能再用煤这种便宜的方式发电，当然各国作出了很多投资和承诺，最终不再用煤，但问题在于能源结构的转变需要时间。大部分国家的进程都是滞后的，包括德国，虽然意愿很好，也做了很多工作；还有澳大利亚，这个问题也引起了一些政治争议。没有多少国家超前完成了承诺。时间越长，实现承诺就变得越加困难。采取措施减少能源浪费，或者用天然气代替煤炭，这些是能够比较快地做到的。但下一阶段的排放减少要困难得多。 媒体：由企业家转型为慈善家，您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在您看来，企业家应当如何平衡企业权利与社会责任？在这方面，你认为中国企业家应该如何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比尔·盖茨：我在这方面最主要的工作是提出了 “捐赠誓言”(giving pledge)倡议，宣誓人都是非常富有的个人，他们承诺会捐出自己大部分财产给慈善事业。我们会定期举办活动，聚在一起讨论。我们已有几位来自中国的成员，希望能看到更多中国成员的参与。 在全球范围内，我们目前大概有180位成员。人们开始做慈善的年龄常常因人而异，以及如何让自己的配偶、孩子也参与进来，每个家庭的方式都不一样。还有他们选择的投入领域，可以是应对某种疾病，也可能是其他的领域；可能是针对当地社区，或是帮助贫困国家，在那里一美元也能带来很大的影响。 慈善的魅力之一正来自它的多样性，人们可以做出相应的选择。我从40多岁开始涉足慈善，但是全情投入慈善是在我50多岁的时候。现在我已经60多了，刚刚过了63岁生日。像马克·扎克伯格等人从30多岁就开始从事慈善事业，虽然不是全职，比我开始的年纪早了很多。我觉得这很好。当他到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会积累很多经验，哪些方法行得通，哪些行不通。 大多数人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都不想做高科技公司的CEO了，当然也有人会这么做，拉里·埃里森应该还在担任甲骨文的CEO。总之，人们会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捐赠誓约”的特点之一就是慈善家之间可以互相交流探讨，比如哪些做法是行之有效的，他们享受哪个部分，是否雇员工，以及如何选择要在哪个领域开展工作等等。大家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都很开放和坦率。 中国一些企业家都很成功，这很了不起。即使在全球范围内，他们的公司都能跻身最优秀的企业之列，他们作出了非常大的成就。如果要说哪个经济体的数字化发展最先进，那一定是中国。中国到哪儿都是数字支付，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但中国是目前唯一做到这一点的国家。其他国家将来也会慢慢实现。盖茨基金会也在帮助贫困国家利用数字支付，因为这意味着存款、贷款的交易费用可以大幅降低。盖茨基金会有一个普惠金融项目，并且和中国企业在一些国家开展过这方面的合作。 媒体：您之前是非常棒的程序员，后来是微软的CEO，但是之前听您的讲话，现在又成为了人类粪便的专家了，您是如何在这三个角色之间转换的？ 比尔·盖茨：我一直通过创新的角度看这个世界。我20多到40多岁的时候，视线比较窄，但是非常深入，主要关注于软件领域。即使在微软的时候，我也将很多其他的事情交由团队处理，以保证我能专注于创新项目，比如windows，Office和早期AI工作。 到2008年的时候我的全职工作重心转向了基金会。我之前一直关注生物学，但算不上是个内行。我很幸运能找到很多专家愿意跟我讨论，而且互联网时代给我们带来了大量优质的学习材料。我学到了很多药物、疫苗、传染病相关的知识。特别是传染病，很多贫困的国家还在承受很多这方面的负担。这与我在微软做的为很多大型研发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是非常相似的，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地方，比如监管要求等等。 卫生设施领域也有我需要学习的很多新东西，粪便能否燃烧，能量如何实现转换，怎样进行分离，很多是有趣的工程问题。当时对这方面投资的人还很少，对很多企业来说风险太大。我们甚至不知道应该让谁来做这种新型厕所，因为这需要很多工程技能。我们现在使用的厕所其实比较简单，本身不涉及大量的化学处理过程，这个过程大多都在大规模污水处理厂进行，但是污水处理厂使用的技术与适合家庭厕所的技术非常不同。所以我们需要号召一些大学和新的企业加入。 即使是在基金会以外的其他工作，如能通过能源创新去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这也涉及到怎样拿到投资，谁来进行创新，不同领域的创新发展到了哪个程度，怎样加速创新等等。思路是相同的。实际上，中国决定开展大量创新投资，这里的一流大学也正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比如清华是很棒的一个大学，中国排名前十的大学都是非常棒的。 说到生物科学的发展，十年之前中国几乎还没有起步，而那时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已有一些成就，也有一些很好的实验室，但是生物方面几乎是零。不过，中国的生物科技在仅仅过去10年间有了迅猛的增长。现在，GHDDI研究室就有很多最棒的科学家在那里工作，包括中国的研究员，也有外国的访问专家。所以对于盖茨基金会来讲，中国能够在这些创新领域迅速发展壮大是恰逢其时。 媒体：您曾说过自己更喜欢基金会的工作，您考虑过竞选总统吗？以后会不会改变主意？ 比尔·盖茨：我可能不会改变想法。我时常会被问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自己不擅长做总统，可能也不会被选上。在美国，总统有四年或八年的任期限制，但作为盖茨基金会的联席主席，除非因为健康原因，否则没有任期上的限制。基金会所关注的很多创新领域以及我和科学家们合作的项目，这是我真正的长项。如果当总统了，就不能做这些事情了。 总统的工作是很重要的，我无意低估它的价值。但做总统无法发挥我多年来在创新，建立创新生态这些方面积累的经验，以及我对疾病的了解与思考，还有关于软件的知识。 我知道梅琳达不会希望我竞选的，孩子们也不会。竞选总统意味着过去做过的所有事都要被审视。即使获得党内提名，竞选还是会有输赢。不管怎样，这对我来说不是很有吸引力。我当然希望有能力的人参与政治。如果有才华的人都不想参政，那才真正出了问题，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年代，因为人们可能更趋向关注短期目标。 媒体：您能告诉我们怎样才能有一双能够发现跨越时间的机会的慧眼吗？ 比尔·盖茨：未来能改变世界的领域，很显然都是科技驱动的领域，比如生物学、能源、人工智能等。我不是在低估文化、食物和其他艺术形式。但真正改变游戏规则的是科学进步。我很幸运自己喜欢科学，并有一定天赋。最初我认为自己会成为数学家，但是微型处理器出现了。 我在上一辈人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看到了它的潜力，所以微软是第一家为这些神奇的芯片做软件的公司，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步。现在大家都知道软件的重要性。在下一阶段，人工智能将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想要参与到大的改变中，而科学是实现这种改变的方法。尤其是当你看到一种新事物，而前一辈人还不能完全理解的时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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