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 到了1886年，浙江余姚蒋村已经有了五百多年历史了。 外面的世界云波诡谲，蒋村依旧风平浪静。 1 月20这天，蒋怀清的小儿子出生了。出生前，他连名字都想好了。 前一晚，他梦到有只熊来了家里，而农村迷信熊是生男孩的吉兆，他也笃信这点，就叫蒋梦熊吧。 十几年后，蒋梦熊参加革命，被国民政府列入黑名单，为了上学，又改名蒋梦麟。
5岁时，父亲就把他送到家塾，从《三字经》开始，一遍遍诵读，过完一本又一本，不知所云的古书。 有一天，蒋梦麟实在读不下去，就趁先生不注意，溜下了椅子，狂奔回家。 母亲问他："你怎么跑回家来了，孩子?""家塾不好，先生不好，书本不好。""你不怕先生吗?他也许会到家里来找你呢!" "先生，我要杀了他!家塾，我要放把火烧了它!" 童言无忌，但他确实恨透了家塾沉闷的氛围，还有日复一日机械的诵读。 多年后，蒋梦麟说：“家塾生活对我而言简直像监狱。” 正是这样的传统早教经历，伤害了他的天性，所以日后他的一生，都在致力于改变中国教育。 02 那时候，蒋家有5个孩子，由于父亲蒋怀清开明，把他们都送去学堂了。 眼界宽，是一部分原因，更直接的是经济条件允许。 蒋怀清在上海好几家钱庄做股东，因而家里算上小康之家，不然真正意义上的农家孩子，吃饱穿暖都发愁，也顾不上学习。 蒋怀清在家乡绝对算得上新式人物，他在上海黄浦江上常看到往来的西方轮船，也想造一个。 回家乡还真捣鼓出来了，不过只在村口跑了一百米，就熄火了。 这时，他意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就把11岁的蒋梦麟从家塾接回，又送到了村外40里的绍兴中西学堂。 这里才是蒋梦麟人生的启航，因为他结识了老师蔡元培，一个决定了他能否实现抱负的人。 他在蔡元培身上看到了不一样的思想，两人亦师亦友，总是相谈甚欢。 直至1902年，蒋梦麟又升入浙江高等学堂，还和蔡元培联系密切。 这一年，日本横滨，一个叫梁启超的年轻人创办了《新民丛报》，“其笔下犹如千军万马”，在年轻人中饱受追捧。 学生们白天学四书五经，晚上就私底下互相传抄，革命的火种在发酵。 行动上，他们节衣缩食把省下的钱藏在床下，找到机会就慷慨地捐给孙中山，支持革命运动。 蒋梦麟也是其中积极的一份子。 03 然而荒谬的是，18岁那年，他考中秀才了。 家中一片欢腾，他却煎熬至极。 “两个矛盾的势力正在拉着，一个把我往旧世界拖，一个往新世界拖，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满脑子矛盾的思想简直是尚未成熟的心理无法忍受。” 两年后，科举制废除，才断了他被拖往旧世界的路。 1908年，在父亲的支持下，蒋梦麟赴美留学，上船前，他去了一家理发店，把封建象征的一头长辫子剪掉了。 船一开动，他就把那长辫子扔在海里。 故乡越来越远，旧势力也终将远去。 考上加州伯克利分校农学院，一天，他正准备去农场观看挤牛奶，路上看到一群孩子蹦蹦跳跳去上学。 这呼唤起了他童年时痛苦的家塾经历。 “我在这里研究如何培育动物和植物，为什么不研究研究如何作育人材呢?” 当年牛顿坐在一棵苹果树下，发现了重力的奥秘。 这天，蒋梦麟逃课下山，坐在一棵橡树下，开始思考新的人生方向。 几个小时后，他跑到学校注册组申请转到社会科学学院，要学教育。 要知道，他当时在国内学的口语驴唇不对马嘴，一开口就捉襟见肘，跟人说话都是未开口脸先红。 面对老师的质疑，他磕磕巴巴、努力争辩了一番，弃农学教育，成功了。 一颗教育界的新星，终于步入正轨了。 04 1912年，蒋梦麟从伯克利毕业，又转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教育学。 老师是美国著名的教育学家约翰杜威，这个老头，还有两个中国得意门生胡适、陶行知。 回国后，蒋梦麟直接调入江苏省教育会，分管《新教育》杂志。 正中下怀，他的教育理念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 他当主编期间，《新教育》销量节节高，每期都破6000册。 就像当年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一样，《新教育》给国人打开了一扇新窗口。 更难得的是，蒋梦麟的教育理念与北京大学有种知识上的亲近和认同，这份杂志也帮他敲开了北大的一扇窗口。 蒋梦麟被聘为了北大的教育学教授。 一如当年遇到蔡元培，他还不知道日后北大将在生命中扮演何等重要的角色。 此时，陈独秀的《新青年》在北京如火如荼。 《新青年》与《新教育》，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劈开了中国旧社会混沌的半边天。 05 到了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妄图瓜分我国。 5月4日，北京3000多名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群情激奋时，火烧赵家楼，将和平爱国运动转化为刑事案件。 北大学生遭到抓捕，时任校长蔡元培动用一切关系，营救学生，也深知自身难保。 三天后，被捕学生被释放了，蔡元培与北大师生在红楼外列队欢迎，很多人都哭泣不已。 北洋政府下达最后通牒，如不平息，将要撤销蔡元培一切北大职务，并解散北大。 蔡元培随后发表他在北大的最后一番讲话：“诸君稍为原谅，坚持上课，自己略微受些委屈，并且希望诸君以后遇事能够坚持冷静的态度。” 回到办公室，蔡元培给教育部递上了一封辞呈，迅速离京。 这厢，蒋梦麟正陪同刚抵达的恩师杜威，在华讲学，对“五四运动”全然无知。 蔡元培离京后，北京更是乱作一团，学生们已经由爱国运动，转为挽留蔡元培风潮。 5月28日，蔡元培回电教育部：“号电敬悉。卧病故乡，未能北上。元培。宥。” 亲自出任肯定不行，这时想到了自己的学生兼同乡蒋梦麟，代理他出任校长一职。 此人教育理念与他相近，又是刚从海外回来，没有党派根基，容易协调北大各方事务。 蒋梦麟受到恩师钦点，惊喜意外下，临危受命。 一个多月后，踏上了北上的列出。 06 1919年7月20日，蒋梦麟一进北大，照例受到了全体师生的欢迎。 只不过这份荣耀是给恩师蔡元培的，蒋梦麟心下有知，十分谦卑。 在随后召开的评议会上，他主动开腔：“我只是蔡先生派来盖印子的，一切仍由各位主持。” 这么低姿态的校长，使得众人的抵触情绪消了大半。 正如北大处于北京革命风潮的旋涡，蒋梦麟也置身在北大的旋涡。 他给友人写信道：“我21日到北京以来，吃了不少苦，好似一个人投在蛛网里，动一动，就有蜘蛛从那乌角里，出来咬你。若无破釜沉舟的决心，早被吓退了。” 那时候的北大的确是一桩烂摊子，政府欠经费、学生搞游行、教授出难题，什么事都得找他。 “每次电话铃一响，都有点心惊肉跳。” 苦是诉完了，责任还是要担。 第一要务要把学生们从运动中拉回课堂，恢复正常的上课秩序，本就风雨飘摇的北大，根本经受不起节外生枝。 又在蔡元培评议会的基础上，增设了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 其余时候，这位北大校长就在四处奔走筹款。 二十世纪初，北京许多高校都无米下炊，拖欠教授、学生补助断发是常态，唯有北大保证了教学设施的持续更新。 教授得以安心做研究，学生得以安心上课，校风、学风蒸蒸日上。 在任职的七年间，蒋梦麟这位低调治校的校长，又将北大变成了学术中心。 07 北大刚见起色，蒋梦麟就被迫离开。 1926年，“三一八惨案”事发，北大三名学生落难。 在学生葬礼上，蒋梦麟愤怒之至，公开谴责段祺瑞，“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如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 祸从口出，由此被列入军阀暗杀黑名单，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堂堂校长连家都不敢回。 躲在北京六国饭店大半年，还自嘲：“我天天叫喊打倒帝国主义，现在却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寻求保护来了。” 某天，他乔装打扮，乘朋友汽车逃离了北京，同时辞去所有北大职务。 辗转回到江苏旧地，他又出任教育厅长。 这年，他的同门师弟陶行知在浙江创立了湘湖师范，培养人才，远近闻名。 蒋梦麟和蔡元培、马叙伦等教育界经营，共同筹办了国立第三中山大学，蒋梦麟出任校长。 这个大学后来几经发展，更名为浙江大学。 国立大学办得风生水起，蒋梦麟升任教育部长。 虽然在教育界一把好手，但他从政却格外不成熟。 原本可以利用权力，为教育界另谋福祉的，蒋梦麟却成为同僚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被迫辞职的蒋梦麟，并不会失业太久。 08 彼时的北大，又回归到了一片“荒蛮”中。 段祺瑞下台，张作霖接管北京，声明合并高校。 北大盛行自由之风，无论如何也融不进去。蔡元培仍旧是挂名校长，由徐大齐代理。 但1930年，国民政府国民政府规定“大学校长无法遥控指挥。” 北大不可一日无校长，62岁的蔡元培已经无力分管北大事务，蒋梦麟再度临危受命。 他离开不过几年，北大就已迅速被边缘化，陷入了空前的混乱与困窘中。 教授们的工资只能发十分之一，学生们的补贴更是遥遥无期。 因而人才流失、教授们无心授课、图书资源匮乏。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一年多来，工资只发了十分之一，回家老婆指着骂“你是个没用的东西。” 著名学者都这样了，普通教授更是生活艰难、很多人在外兼课，多则五六个学校，每周授课高达40小时。 当时蔡元培立校之初定下的“评议会”，也变成教授们以权谋私的途径，甚至可以任意辞退教授。 蒋梦麟一改往日的低调，施行铁腕治校。 “凡是在外兼课的教授，薪资比不兼课的教授低；在外兼课过多的教授，将降级为讲师。” 敢这么说的前提是，他当时给教授们的薪资开到5、6百现大洋。 解决完待遇问题，就该打破教授终身制了，清除尸位素餐者。 蒋梦麟将这个棘手的活儿揽在自己头上，又鼓励大家“你们选聘新人，我去辞退旧人。” 正如他说的“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事，以（洋）鬼子办事。” 既然为北大好，就不怕得罪人。 09 为了提高影响力，他还一遍遍游说好友胡适来北大当文学院院长。 胡适的到来，无疑给全体师生吃了定心丸。 但此事，也为他的再次出走，埋下了一处伏笔。 蒋梦麟因为当初有过转专业的过往，还提出选课制。 刚推行不久，一个年轻人要求从化学系转到了物理系，后来他得了诺贝尔奖。 这个受益的年轻人叫杨振宁。 1935年，北大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连日本人都盯上了这位活跃的校长，他们邀请蒋梦麟去大连司令部任职。 这位北大校长义正言辞地拒绝了。 然而，历史的进程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正气而停滞。 九一八事变后，卢沟桥事变也来了。 1937年11月，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迁至昆明，并称“西南联大”。 三校联合治理，关系错综复杂，各集团利益微妙，遇到意见相左，很难向前发展。 对于北大校长蒋梦麟来说“我不管，就是管了。” 他对清华校长梅贻琦说：“联大事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 没有过多干涉，梅贻琦处理事务也更顺畅些。 他那时主要负责在外拉拢资金，社会活动，闲时，就在地洞写自传、和沈尹默练书法。 10 但蒋梦麟的无为而治在教授眼中变成了“放任不管”。 教授们极为不满，“我们这些年与清华合作，清华得到安定，我们得到鄙视，大家心中的心理是‘北大没有希望’。” 负面情绪的高潮是宋子文邀请他出任行政院秘书长，碍于面子无法推脱。 但他当时的确闲来无事，也想着可以多为教育谋些便捷，就应下了差事。 这回，捅了娄子。 教授们公开指责他：“蒋校长的兴趣不在大学教育，战时他对北大的事不问，但他每日忙着招待无关紧要的外国人和云南的显要，可见他官迷心窍。” 更痛心的是，挚友傅斯年、周炳琳、朱家骅搬出1929年他任教育部长时，颁行的“大学校长不得兼为官吏”的条款，逼他辞职。 同时，集体呼声在美国学习的胡适接任北大校长。 1945年8月，蒋梦麟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由胡适接替。 这就是轰轰烈烈的“倒蒋举胡”运动。 只是这一次，蒋梦麟的离开，没有第三次临危受命的机会。 就连教育界，都没能再踏入。 五岁时，那个怨恨刻板教育的男孩，23岁时，那个决定培育人才的男孩，被迫与自己的教育抱负分道扬镳了。 11 如今，提到北大校长，如雷贯耳是蔡元培。 吴相湘的《民国百人传》里评价道：“蒋梦麟先生在民国教育史上地位，仅次于蔡元培。” 可以说，将北大真正发扬、建设北大的是蔡元培之后的蒋梦麟。 他在北大任职十七年之久，治校讲究民主，且严明，订立了各项委员会，就连图书馆都有专门的委员会。 这样图书的管理，使师生借阅的规范程度达到了建校之最。 就连傅斯年都曾说：“学问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 蒋先生两度临危受命，挽救北大于风雨飘摇之中，却一次被军阀迫害中断，又一次因战争改变。 最后在昔日同事的反对声中，黯然离场，晚年可叹息矣。 当年，他刚考中秀才，家中二哥已经在京师大学堂读书了，光是说到“京师大学堂”，他都觉得仰慕。 多年后，竟然在这里留下了人生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也留下了余生再难补救的遗憾。 台湾媒体评价道： 蒋梦麟生在一个左右中都不是的年代，但他却慎重地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向时代提出他的贡献，对后代献出了他的宝贵经验。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人生方向，也都难以左右时代。 这也是人生的幸运和遗憾之处。 |
/2 
Copyright © 2012 - 2020 |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Website Design Sydn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