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3-1 06:32| 发布者: yan | 评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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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按照代表预选出的候选人名单印出选票，分别送到每个代表的面前，代表们认真地投下庄严的一票。会议选出几位代表作为监票人，严格监督选举的全过程。投票后，会议短暂休息，我们工作人员在大会会场旁边的小会场开票，数来数去，发现毛泽东少一票，这大出我们工作人员及监票人的意料。于是又重新计票，结果仍然是毛泽东少一票。大家认为这很可能是某投票人一时疏忽，忘记画票，可以作为废票，让毛泽东全票当选。但是我们不敢擅自这么做，立即找到周恩来，向他汇报了这个情况，请示怎么办。周恩来考虑后，也不敢决定，就向毛泽东请示如何处理。毛泽东听后说，代表们有权选毛泽东，也有权不选毛泽东，缺一票就缺一票，没有关系。毛泽东这么说，给我们工作人员解了围，但是我们仍然很不安，觉得太遗憾，把选举结果写成书面报告送给当天会议主持人。主持人当众宣布: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这时全场一致起立，热烈欢呼声达数分钟之久。 会议选举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选高岗做副主席，在中共代表团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从资历、贡献来说，党内比高岗更适合的大有人在，有人说李富春就比高岗更适合。后来，毛泽东说，选高岗为副主席的候选人是他提出的。理由是，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陕北根据地为中央提供了落脚的地方，中国革命取得今天的胜利，包括延安在内的陕北根据地起了极大的作用。选高岗为副主席，正是肯定陕甘宁边区的历史贡献，正是向陕北人民表示最大的敬意，这是不能以资历来考虑的。中共代表团接受了毛泽东的提议和解释。 那么毛泽东当选主席时到底是缺了谁的一票呢？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协会议选举国家主席，时576名代表投票，毛得575票。众人认为毛谦虚，所以少了一票，但毛是投了自己赞成票的。毛从容地说：“缺一票就缺一票，不管什么人，都有选不选我的权利，要尊重事实。”但会后，毛要求追查，民盟秘书长张东荪被查出。 随即，张东逊于1951年被卷入“美国特务案”，撤消了其民盟内外一切职务，并于1953年5月被开除出民盟。，1968年再次被逮捕，直至1973年6月2日逝世于北京“秦城”监狱。 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选举中，张东荪是惟一没有投票给毛的人，毛失去的那一票并不是他自己“谦虚”地没有投给自己的，而是张东荪没有投给他的。张东荪破坏了毛获得“全票”的梦想，伤害了毛脆弱的自尊心。对于张东荪来说，明知如此投票不会达成实际效果，但仍然要这样投票，戴晴写道：“终其一生，关于这张票，张东荪没说过一个字。……他不说，因为投票，这是属于他个人的神圣权利；他不说，是因为突然明白，原来这样一件普通的事情里，竟蕴含着毁灭性危险。他是一个思维缜密但心地单纯的学者，没有能力去揣度当了皇上的农民，对‘冒犯’怀有的切齿之恨。” 当张东荪被逮捕并关入“秦城”的同时，他的长子张宗炳也被逮捕，也被关入“秦城”监狱。张宗炳是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曾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他在监狱中精神错乱，被秘密关押７年以后，1975年被释放。出狱后，精神逐渐恢复正常。张宗炳的儿子张鹤慈，1963年时是北京师范学院学生，他与几个中学同学写诗和议论政治，他们的活动被公案部门发现后被逮捕。经过审讯关押后，张鹤慈被送往茶淀劳改农场“劳动教养”三年。三年期满后正逢“文革”，他又被加重处理：“戴上***分子的帽子”，他在“劳改农场”一共待了１６年。 张东荪的妻子刘拙如，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图书馆工作。张东荪被逮捕，他的妻子也因此在她的单位中被“批判斗争”，并且被“扭送”到海淀**局，她在那里被监禁了近一年。 张东荪次子张宗燧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文革时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1969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二儿子张宗燧不堪迫害，在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中自杀。 张东荪三子张宗颖学社会学，1966年，张宗颖和其妻子吕乃朴遭到“斗争”后一起自杀。张宗颖的儿子张佑慈，文革时在天津当工人，在１９６６年父母自杀后，他因“企图给父母报仇”等“***罪行”，被判刑15年。1978年张佑慈获“平反”被释放时，已经在监狱中被关了10年多。 一九四九年初,张东荪风雨兼程帮助达成北平政权和平移交，那真是一个天地玄黄的时代背景。二零零九年，北京举行各种活动，以隆重纪念解放军入城六十周年。甚至破天荒地免费开放正阳门供百姓参观，导致人潮汹涌，活动被迫中断。然而，人们偏偏忘记了对保全北京城立下首功的张东荪，忘记了这个被扣上“美国特务”的罪名而被囚禁至死的学者、报人和政论家。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当年也曾参与了此事，他这样写道：“东荪先生倡议和平，乃冒险入城奔走斡旋，以为保全。……杯酒之间，化雾瘴为光明。”张东荪本人也将此事当作一生中的最大成就，认为其意义超过了所著的几十本书。那时，毛也承认：“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一个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在历史的转折关头，竟然发挥了如此重大的作用，北京解放后，张东荪功成身退，重执教鞭，甘于寂寞，真是书生本色。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张东荪的人生经历了大起大落，从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辉煌顶点，跌入“美国间谍”、“卖国贼”的贱民行列。短短两年间，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一九五三年，周恩L在一次讲话中杀气腾腾地指出：“民盟出了个张东荪，他在解放后还供给美国情报，这件事是不可饶恕的。”周恩L多年来与张东荪保持着密切联系，对张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为何不惜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呢？ 更何况当时无论怎样追查，也并没有拿出证明张东荪“卖国”的任何证据来。 一九七三年，中美《上海公报》已经公布一年，最早倡议新政权与美国保持外交关系并被扣上“美国奸细”的帽子关押在秦城监狱的张东荪病危，他留给亲人的最后一句话是：“还是我对。”“还是我对”这四个字，石破天惊，又血泪斑斑，这四个字，不仅定格了张东荪后半生的悲情与坚守，更浓缩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家破人亡的惨剧与灾难。 张东荪的精神魅力之所在，也表明人类奋力抗暴、捍卫精神自由的事业将永远薪火相传――剿杀思想者独立精神的战役中，肉体可以蹂躏，精神与理念却是无形的，对宪法精神、公民权利有人或许不屑一顾，但永远不要忘记，在中华民族精神遗产中，还有所谓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与富贵不能淫的高贵气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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