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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鲁迅是我这辈子唯一讨厌过的作家

2016-5-9 14:23| 发布者: mona | 评论: 0

导读: 二00六年五月的一天,我坐在井然有序的哥本哈根机场的候机厅里,准备转机前往奥斯陆。身旁不同国家的人在用不同的语言小声说话,我的目光穿越明亮的落地玻璃窗,停留在窗外一架挪威航空公司飞机的尾翼上。


鲁迅

二00六年五月的一天,我坐在井然有序的哥本哈根机场的候机厅里,准备转机前往奥斯陆。身旁不同国家的人在用不同的语言小声说话,我的目光穿越明亮的落地玻璃窗,停留在窗外一架挪威航空公司飞机的尾翼上。我被尾翼上一个巨大的头像所吸引,我知道自己过会儿就要乘坐这架飞机前往奥斯陆。为了消磨时光,我心里反复思忖:飞机尾翼上的头像是谁?

我的思维进入了死胡同,身体一动不动。我有似曾相识之感,他的头发有点蓬松有点长,他的鼻子上架着一付老式的圆型眼镜。

开始登机了,我起身走向登机口。然后我坐到挪威航空公司航班临窗的座位上,继续想着尾翼上巨大的头像。我总觉得曾经见过他,可他究竟是谁?

就在飞机从跑道上腾空而起的剎那间,我的思维豁然开朗,我想起来他是谁了。同样的头像就在一本中文版的《培尔?金特》(PeerGynt),他是易卜生。看着窗外下面的哥本哈根逐渐远去,我不由笑了起来,心想这个世界上有过很多伟大的作家,可是能在天上飞来飞去的作家恐怕只有易卜生了。

我降落在易卜生逝世一百周年之际的奥斯陆,绵绵细雨笼罩着奥斯陆的大街,印有易卜生头像的彩旗飘扬在大街两旁,仿佛两行头像的列队,很多个易卜生从远到近,在雨中注视着我,让我感到他圆型镜片后面的目光似乎意味深长。我在奥斯陆的第一次用餐,就在易卜生生前经常光顾的一家餐馆里。餐馆散发着我在欧洲已经熟悉的古老格调,高高的屋顶上有着精美的绘画,中间有着圆型柱子。作为纪念活动的一部分,餐馆进门处摆放着一只小圆桌,桌上放着一顶黑色礼帽,旁边是一杯刚刚喝光的啤酒,玻璃杯上残留着啤酒的泡沫。一把拉开的椅子旁放着一支拐杖。这一切象征着易卜生正在用餐。

此后的三天里,我没有再次走入这家餐馆。可是我早出晚归之时,就会经过这家餐馆。每次我都会驻足端详一下里面属于易卜生的小圆桌,黑色礼帽和拐杖总是在那里,椅子总是被拉开。我发现了有关易卜生纪念活动里的一个小小细节,早晨我经过时,小圆桌上的玻璃杯里斟满啤酒;晚上我回来时,酒杯空了,玻璃杯上沾着一点啤酒泡沫。于是,我拥有了美好的错觉,一百年前逝世的易卜生,每天都在象征性地看着一位中国作家的早出晚归,象征性地思忖:「这个中国人写过什么作品?」

我想起了我们的鲁迅。易卜生的名字最早以中文的形式出现,是在鲁迅的《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里。这是两篇用文言文叙述的文章,发表在一九0八年的《河南》月刊上,易卜生去世将近两年了。一九二三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在演讲里说:「走了以后怎样?易卜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责解答的责任。」然后鲁迅以一个读者的身分给予解答: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鲁迅认为,妇女要摆脱任人摆布的地位必须获得与男人平等的经济权。鲁迅在此用他冷嘲热讽的语调说道:「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要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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