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6-25 07:37| 发布者: hubert | 评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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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前辈最大的差距在于人性 我们不讲空话，举几个例子，比如梅兰芳。梅兰芳胆子很小，梅兰芳很听话，梅兰芳很知进退。49年以后他接受了新政，入了新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般来讲，他不太会在政治上怎么表态，他非常想演戏，但是国家认为你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总结自己的艺术经验上，所以由秘书执笔，他写了《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仅此而已。 梅兰芳从49到61年，活了12年，一本书、一个戏打发了12年。但是梅兰芳是无比的生动，生动在他的人性上。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保存了自己最美好的东西。举个例子，梅兰芳有个梅党，不是捧谁就是梅党，你能进得他的书房你才叫梅党。进书房的人很少，入梅党进书房的都是什么人？都是大资本家，大银行家，大名人，大文人，还有大汉奸。因为他们有很好的审美经验，他们有非常好的智慧，他们有雄厚的财力，他们可以无条件地把自己的这些优势输送给梅兰芳，梅兰芳一个人在台上，成就他的人是数以大计，还不要说他的观众。49年以后梅党基本上在新政权的高压下土崩瓦解，抓的抓，毙的毙，发配的发配。比如冯耿光就在上海，他不常打电话，但是冯耿光一旦要给护国寺甲一号打电话，必然是梅兰芳亲接，而且谈话时间很长。这就很难得，因为梅先生是不接电话的。 再举一个例子，现在有一个花旦叫刘长瑜（原名周长瑜），他的父亲叫周大文，伪北平市长。此后一掳到底，到康乐菜馆做了厨子。梅兰芳常常去康乐吃饭，吃完饭之后，一定到厨房去道谢，要跟周大文握手，要寒喧。梅兰芳有四个秘书，其中一个秘书是公安人员亲自到梅宅去抓他，如果我记忆没有太多错误的话，他应该是伪县长，梅先生非常重视才、文笔、 思路、社交，四个秘书是他的运作班子。这个人就抓了，抓了之后就死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人应该是被枪毙了），之后梅先生跟大奶奶（大奶奶就是福芝芳，这跟陈凯歌电影里面形象是不一样的）说，你把他的家眷叫来。这些材料上都没有的，材料上也不会有，梅先生自己也不会讲。他太太就来了，来了之后闲杂人等一概回避，大奶奶在侧，梅先生就问，你有几个孩子。她说我有两个孩子。他说这样吧，什么都别想了，您好好把孩子带好，从今天起，您和您孩子的生活费用我负担。这叫梅兰芳，这是人性，那一代人是这样过来的。 我们再举个很小的例子，程砚秋。我最近非常感动，我终于看到一本程砚秋日记，我在《伶人往事》上讲，艺人是神秘的群体，他可以和你很亲热，但是他绝对不让你看到他的内心。这次程砚秋日记制造了一个例外，终于从他日记里可以看到他的内心生活。程砚秋永远在自责，到岳父家，话说多了、逞能，回去自责。酒喝多了，回去自责。朋友聚会，在说俞振飞的绯闻，他插了一句“从此陈太太就名正言顺了”，就说了这一句，回去自责：我说话太刻薄，下次不可。最让我感动的，他和一个人约的早7点西直门溜弯。那天程先生没起来，失约，他自责，登门道谢，再一天拿了两瓶40年法国酒去道歉。这在我们今天，人们都是：我昨天忘了。但是他健全的人性不允许他这样，失信是个人品德中很严重的缺点。我们今天再没有这样的行为和举止。 所以我常常有感于我们在心灵上，我们和前辈，我们在人性的完善上，我们和前辈真是差的太远太远，我觉得最大的差距是在这里，而并不在于这一代人事业上的贡献或者说你的作为。有些是不可比的，比如张伯驹能够捐那么多的好东西，张伯驹有钱，咱们没有钱，这个不比，但是在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完善上，你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和前一代差距真是非常大。 我这里补一句话，周佛海的机要秘书是孙曜东，他被关了几十年，后来在军警献策的时候被释放出来，回到上海，给了一笔钱就算打发了，出来给了一个安置费，他没有办法过日子，给张伯驹写了一封信。你要知道在文革期间，75年，大家钱都很少，他在上海的时候吃了闭门羹，原来他们家开饭两桌，一桌孙家，还有一桌是唱戏的，他曾经找过所谓的艺术家，最后人家都没有怎么搭理他，因为75年大家经济上都很困难，他冒然地给张伯驹写了一封信，张伯驹立刻让潘素每月给孙先生寄40块钱。朋友们，那是文革75年。还没完，张伯驹又跟大奶奶（福芝芳）说，他说孙先生出来了，生活很困难，我让潘素寄每月40块钱。福芝芳二话没说，潘素寄多少我寄多少。以后福芝芳每月照样给孙先生寄40块钱。所以我们一直认为，福芝芳身上不是霸气，福芝芳身上是侠气。这个差别是太大了，如果再问文革中她对杨宝忠一家，她对尚小林一家，她死后对许多人，你会为之落泪，因为福芝芳的所为完全是她的天性，我应该这样，大爷没了，大奶奶在，我能担多少我担多少。 我觉得这是那一代人和我们这一代人很大的差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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