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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大返城的历史能这样编纂吗?

2019-6-18 09:51| 发布者: yan | 评论: 0 |来自: 老知青家园

导读: 知青大返城的历史能这样编纂吗?一名上山下乡亲历者的感悟随笔:近日外出几日,到我们一衣带水的不友好邻邦走了走。




出发前,一直在看央视播出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作为一名曾经的知青,很关注剧中关于知青大返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当我看到一幕幕与历史事实有很大出入的情节在眼前闪过时,久违的茫然思绪在心中慢慢升腾。难道文革中涉及1700万年轻人前途和命运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可以任人如此“打扮”吗?回到北京后,即写下了以下文字。至于电视剧的编剧们是否能够看到、博文的内容是否会有众多人浏览或产生争议等问题,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历史真相将会通过互联网的广为传播,与千千万万普通知青所写下的回忆一起,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份真实。

我作为这场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亲历者,无论是站在历史的高度还是从思想感情上,都不能接受这部电视剧将真实的历史与虚构的历史混在一起编纂的创作方法。文革中知青大返城,是当年身在云南边疆的普通知青们自己拯救自己、呼吁改革的勇敢尝试。但编剧不顾众多文革中上山下乡的亲历者还在世以及大量详实资料记载的事实,把一页页虚构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重要人物和场景搬上屏幕,与一些真实的历史大事件混在一起展现,无论编剧出于什么考虑,这些虚构的人物和场景,为子孙后代了解中国的知青史、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研究知青史都造成了人为的混乱。特别是通过中央电视台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喉舌传播到海内外,对历史和现实所造成的影响也是无法估量的。

电视剧描述了邓小平1976—1984年政治生涯中最为辉煌的八年。所有出场的中国政界重要人物均“实名制”,描述的也是这一时期有关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

但在表现关乎1700万知青命运的大返城事件时,却采用了“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创作方法,那些一幕幕虚构的人物和场景,让我有理由怀疑,电视剧中其它的情节,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我们作为文革中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亲历者,不可能了解那个特殊的年代国家层面的很多问题,更不可能站在国家的层面考虑问题,但作为过来人对这段历史还是清楚的。然而,后来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对这段历史却知之甚少, 特别是至今我们对文革的反思还远远不够。这就很容易使一代一代的年轻人,对文革中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全过程产生误解,这不利于历史的还原。

1979年 云南省勐定农场


1979年元月6日下午一点,原云南省勐定农场的211名知青在绝食前宣誓:不回城,毋宁死!这些普通知青的举动,无疑是自己拯救自己,呼吁改革的勇敢尝试。

(感谢照片拍摄者)


以绝食抗争,要求回到家乡的云南省勐定农场成都知青。


 
时任国家农林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赵凡,临危受命,亲临边疆处理问题。在得知云南省勐定农场知青们罢工、绝食,要求回家的事态后, 日夜兼程于1979年元月10日下午4点,赶到了云南省勐定农场招待所的广场上。 他生前撰写的《忆征程》中, 对这段历史做了如下描述:“当时那里已经聚集了许多人,据有关人士说,大约1500人。正要安排我讲话,忽然前面的一些青年跪下了,发出一片哭声, 后面跟上来的人也都跪下了,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待大家镇定了以后,我作了短暂的讲话……。我既是国家工作人员,也是知青的家长,我有四个孩子,三个在农村插队,一个在工厂做工。我能体会你们的处境和要求。我将负责任地把你们的情况向党中央、国务院反映。你们首先要回到工作岗位上去,给领导以解决问题的时间,这样乱哄哄的什么事也办不成。特别是在这里日夜坐着,晚上很冷,会冻出病,把身体搞坏,将来即使回到城里,什么也干不成。 希望你们接受我的这个劝告……”

照片中赵凡身后是勐定农场罢工总指挥、成都知青叶枫。赵凡右侧站立者为绝食队队长、成都知青许世辅。 

2003年9月 成都市 

云南边疆曾经的风风雨雨,让赵凡与千千万万并不熟悉的普通知青,结下了不解之缘。2003年9月,赵凡在87岁高龄时,拒绝了成都知青们为他建造功德碑的举动,亲临成都市看望当年的知青。在他走出机场的那一刻,受到了成都知青们亲人般的迎接。以下照片记录了老人家冒雨来到位于成都市双流县西南航空港开发区,参观由成都赴云南知青梁钰祥、王绍蓉夫妇创办的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情景。



2010年4月14日,赵凡老部长永远离开了我们。 4月17日,在北京八宝山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出现了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干部遗体告别仪式上罕见的一幕。 当年在云南边疆参加绝食抗争、要求回城的成都、北京、上海知青代表,挥泪跪别恩公赵凡,场景催人泪下。赵凡去世的消息传到了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当年的知青们在举办大型活动时,自发地向老人家默哀,深切缅怀并感恩这位推开知青大返城之门、改变成千上万普通知青命运的第一人。

2010年4月17日 北京八宝山赵凡遗体告别仪式




知青大返城的历史能这样编纂吗?

观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电视剧与历史事实不符的主要情节之一:

有的历史可以改编或戏说,但重大的历史事件则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并力求记真于史、还真于世。当前,在云南知青大返城事件中参与罢工、绝食、上访的上海、成都、重庆、昆明、北京的知青们绝大部分都健在。我们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如何能够接受本是赵凡在云南边疆面对跪在地上的知青娃娃们发自肺腑说的话、竭尽全力做的事,如今却堂而皇之地安到一个姓鲁的局长头上呢?特别是电视剧中所有出场的重要人物都是“实名制”,如此编纂知青大返城的历史就令人无法理解了。

1978年,国家农林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赵凡,临危受命,亲赴云南边疆处理知青要求返城的重大历史事件。但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却编纂出一个姓鲁的局长,用他替代了赵凡。又用一名北京女知青跪在地上向这位鲁局长哭诉,希望回家照顾患癌症父亲的一幕,替代了云南省勐定农场成百上千的知青们以罢工、绝食抗争,在见到中央调查组组长赵凡后,集体下跪嚎啕大哭的场景。赵凡在生前撰写了《忆征程》一书,书中对这一重大的历史场景作了详细的记载:


“1979年1月8日,临沧地区耿马县勐定农场告急,当时有200多人静坐绝食,一天发出200多封电报,强烈要求国务院调查组前去。勐定也是一个橡胶农场,当时有胶林7万亩,属中等规模。但他们却有知青2000人。我接到电话后,于当晚8时从景洪出发,连夜急驰勐定农场。从景洪到勐定的公路,跨过许多高山和大河。路况差,夜间行车确实存在危险。但为了“救火”,也顾不了这许多。我坐车连续走了一个晚上和一个白天,很疲劳,但总算安全到达了勐定。1月10日下午4点,我来到农场门前招待所的广场上,当时那里已经聚集了许多人,据有关人士说,大约1500人。正要安排我讲话,忽然前面的一些青年跪下了,发出一片哭声, 后面跟上来的人也都跪下了,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待大家镇定了以后,我作了短暂的讲话……。我既是国家工作人员,也是知青的家长,我有四个孩子,三个在农村插队,一个在工厂做工。我能体会你们的处境和要求。我讲负责地把你们的情况向党中央、国务院反映。你们首先要回到工作岗位上去,给领导以解决问题的时间,这样乱哄哄的什么事也办不成。特别是在这里日夜坐着,晚上很冷,会冻出病,把身体搞坏,将来即使回到城里,什么也干不成。 希望你们接受我的这个劝告……”

赵凡在生前也曾接受了凤凰卫视的专访,详细谈了他处理这个突发事件的经过和他对知青问题的看法。特别需要提及的是,他深感云南知青“闹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以超人的胆识和博大的胸怀,上下斡旋,终于公正而果断地处理了自参加革命以来,最为棘手的问题,也是我们国家文革后遗留的棘手问题。实践证明,知青大返城事件的正确处理,已经成为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处理关系国计民生重大问题的典型案例。赵凡也由此与千百万并不熟悉的普通知青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拒绝了成都知青们为自己建造功德碑的举动,在耄耋之年,亲赴成都,看望当年的知青们。

2010年4月14日,赵凡老部长永远离开了我们。 享年94岁。4月17日,在北京八宝山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出现了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干部遗体告别仪式罕见的一幕。当年在云南边疆参加罢工绝食抗争、要求回城的成都、上海、北京知青代表,挥泪跪别恩公赵凡,场景催人泪下。赵凡去世的消息通过北京知青的报道迅速传开。当年的普通知青们在举办大型活动时,自发地向赵凡默哀,发自肺腑地缅怀并感恩这位推开知青大返城之门、改变成千上万普通知青命运的第一人。这是来自民间的真诚思念, 更是历史对一名老共产党员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肯定。

电视剧与历史事实不符的主要情节之二: 

电视剧中把知青大返城的领军人物描写成邓小平幕僚的儿子、一名北京知青;带头要求回城的也都是北京知青。但历史事实是,北京市在文革中上山下乡赴云南省共计8300多人,号称八千子弟。 在知青大返城之前,大部分人已经以各种方式离开了云南国营农场。纵观文革中云南知青大返城事件的始末,北京上山下乡赴云南的知青中,没有出现“领袖级的人物”。而大返城事件是成千上万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普通知青,自发的为改变命运而向中央反映自己的诉求,与邓小平幕僚的子弟没有任何关系。电视剧把领导知青大返城的核心人物和参与人员,描绘成邓小平幕僚的子弟和一群北京知青所为,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当年,云南知青要求返城这一重大事件,始于云南省景洪农场十分场小学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丁在1978年10月,写了一封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的公开信。他用亲身经历讲述了知青在农村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反映了知青运动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请求邓小平副总理,帮助知青返回家乡。这封按了几百名知青手印的信寄到国务院,但按照当时我国信访的规矩,被打回了云南省处理。丁惠民又写了第二封信,上万名云南知青签名。
引发云南知青奋起抗争的导火索主要有两件事:一是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上海女知青瞿玲仙之死。瞿因怀孕难产,在农场卫生所大出血身亡。这一非正常死亡事件,引发了数千人抬尸游行,声讨农场医务室草菅人命。当年,知青组成的抗议队伍涌向景洪县。沿途又不断有知青加入。二是《第二届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不再承认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身份,这标志着兵团知青即将变成普通的国营农场工人了。这两件事犹如火上浇油。

1978年12月8日,“云南各农场知青联席会议”在景洪县召开。120多名知青代表出席。代表们的入场证全是知青的签名,每个代表至少要持有100名以上知青的签名才能入内。会议目的是商讨“北上请愿”事宜。上海知青丁惠民被推举为总指挥,组建北上筹备组。会后,知青们发布了《北上宣言》。西双版纳各个国营农场的知青成立了“北上请愿筹备组”。大家开始捐款,但北上请愿未获批准。随即,在西双版纳州和云南省委不允许上诉的情况下,“北上请愿筹备组”发出了《罢工宣言》。知青组成的“北上请愿团”分两批出发。第一批请愿团在知青们捐助的经费丢失、且得不到省委的支持下,开始拦截火车,与车站工作人员发生了严重的肢体冲突.....。这时,第二批北上请愿的知青们辗转来到了北京。国家农垦总局在接到国务院知青办的电话后,将20多名知青接到了北京万寿路农林部招待所。

上海知青丁惠民等五人提出了五点要求:

1、1979年1月8日,请愿团代表云南知青前往人民英雄纪念碑向敬爱的周总理敬献花圈。
2、请有关部门安排请愿团成员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像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献花圈,寄托哀思的活动。
3、向华主席、邓副主席当面递交或委托其他政治局委员转交《请愿书》。
4、向中央有关部委口头汇报云南知青的情况。并希望中央派工作组下到农场和分场,直接听取广大知青的呼声,实地考察知青的工作、生活、思想等方面的状况。
5、承认西双版纳知青代表赴京请愿的行动是合法的。

在京期间,云南知青请愿团在北京西单民主墙张贴了50页的给邓小平的两封公开信和大字报。

1978年12月30日,国家农垦总局、国务院知青办、国家劳动总局、团中央在请愿团驻地召开会议,知青代表阐述了对《第二届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文件的意见、建议。阐述了他们罢工和来京上访的经过以及上述五点要求。表示这些要求落实以后他们即电令复工。国家农垦总局根据上述情况上报国务院,经余秋里副总理批示后,给云南农垦总局发出通知:肯定云南知青来京反映情况是正当的。国务院将派调查组听取知青的意见。希望知青坚守岗位、搞好生产。建议立即动员复工,对于复工者在停工期间的工资予以补发。

请愿团成员同意以上内容,当场起草了复工通令和给西双版纳全体罢工知青的一封信。1978年12月31日深夜,请愿团发出了《复工电报》。1979年1月4日上午,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接见知青代表。下午王震将知青代表《请愿书》呈送邓小平。请愿代表随后返回云南。

请愿团发出的《复工电报》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云南省勐定农场的成都知青们,开始了绝食,要求中央调查组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已在云南省景洪县的中央调查组组长赵凡连夜赶赴现场,稳定了知青的情绪并多方斡旋,最终促成了事件的解决。来自北京、上海、成都、重庆和昆明的知青在几个月内回到了家乡。云南知青大返城事件的处理结果迅速波及全国,长达10年之久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寿终正寝了。

知青大返城是关乎到1700万青年人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件。处理这一事件,不是邓小平一句“让娃娃们回来吧”这么简单。历史已经证实这是一次知青自己拯救自己、呼吁改革的勇敢尝试。而中央调查组组长赵凡,临危受命亲赴边疆,顶着巨大压力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使这一文革遗留问题最终得以彻底解决。千千万万普通知青称呼老人家为“知青之父”并不为过。赵凡为终结文革中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所付出的努力和历史功绩,将永载史册。

关于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一定要经得住历史的检验和人民的评判。应该最大限度的还原历史的真实,为一代一代的青年人了解那一段特定的历史,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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